老爸说，咱家的事往上追溯的话，不下于一小部历史书的。
他还说，原本指望我学文，把家里的历史写一写。却不想我没学文，理也弄得吊儿郎当。
这都是你病之前说的话了，我对自己说。
腰穿术后，我要将脊髓液送去北京协和医院做化验，头天晚上在医院的走廊里翻来覆去怎也不能入眠。我知道王珍在那边读研，怀着忐忑的心情发去了条信息，期待能跟这久违的老同学见上一见。信息回复过来了，不巧，就在几天前才离开北京去到天津了。带着一丝遗憾，只好祝她一切顺利。
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了，怕时间来不及，直接坐计程车去的协和。协和医院很大，有东区和西区，我用最快的速度在上午办完了大部分手续，只需要再将脊髓液送到实验室即可。现在我只记得我去的实验室在一栋老楼上，这古老的建筑看上去庄严而肃穆，印象里青砖砌成的墙壁更是添上了神秘的色彩。里面的人大多身着白大褂，不苟言笑。
该办的都办完了，我看着手里的一长串条形码，心想就是这白底黑字的东西决定着老爸的病情，我不敢怠慢，仔仔细细地收了起来。
姐说今天你就回去上班吧，在这也挺长时间了。
我不想走。
姐说回去吧，要有什么事我给你打电话，可以请假再来。
姐跟公司请了一个月的长假，老爸病情并不明朗的日子里，都是她在处理着一切。
我离开得一点都不心安。
我到北京站的时候是晚上八九点了，就连回去的票也被卖得七七八八。于是我就买了有生以来最贵的票，贵的程度对于我来说，就像之前无恙的老爸知道姐带他去海南旅游那次花了多少钱一样，花多少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老爸知道后心疼得连尿都撒不出来了。
想到这个梗，我还是忍不住笑了。
初到北京的这几天，尽管条件苛刻，但只要不检查不治疗，我们都会带上老爸出去走走，权当出游了。若我有留照的习惯，从照片上看想必会被认为来自哪个难民集中营的。
在老爸看病期间，我有同学或来探望或电话短信询问，姐也有同学如此。我想，人人都有自己维系着的感情和友谊，总有些东西无关利益，而这些与利益无关的，必将久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