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尔发现可能找寻到生命意义的三个途径：工作（做有意义的事）、爱（关爱他人）以及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
一些不可控的力量可能会拿走你很多东西，但它唯一无法剥夺的是你自主选择如何应对不同处境的自由。你无法控制生命中会发生什么，但你可以控制面对这些事情时自己的情绪与行动。
我再三叮嘱我在欧洲和美国的学生：“不要只想着成功——你越想成功，就越容易失败。成功就像幸福一样，可遇而不可求。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产物，是一个人无意识地投身于某一伟大的事业时产生的衍生品，或者是为他人奉献时的副产品。幸福总会降临的，成功也同样：常常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希望你们的一切行为服从良心，并用知识去实现它。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当然是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注意，我说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后！——正是由于这种不关注，成功将降临于你。”
爱是人类终身追求的最高目标。我理解了诗歌、思想和信仰所传达的伟大秘密的真正含义：拯救人类要通过爱与被爱。我知道世界上一无所有的人只要有片刻的时间思念爱人，那么他就可以领悟幸福的真谛。
培养幽默感并以一种幽默的态度看待事情，是人在掌握生存艺术时学到的技巧。
人们对于自身内在价值的认识寄托于更高、更精神性的事物上，这种精神性的事物不会被集中营生活摧垮，但又有多少自由的人拥有这样的自觉，更不用说囚犯？
我们这些在集中营生活过的人，都记得那些走过一个个屋子安慰别人、把自己最后一块面包给了别人的人。这样的人在数量上可能不多，但足以说明一点：有一样东西你是不能从人的手中夺去的，那就是最宝贵的自由，人们一直拥有在任何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我只害怕一样——那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在我结识了那些烈士之后，这句话常常出现在我脑海里。那些烈士的行为，他们的痛苦和死亡，都表明人不能丧失内在的自由。他们可以说配得上他们的苦难，他们忍受痛苦的方式是一种真正的内在升华。就是这种精神的自由——任谁也无法夺走——使生活变得有目的、有意义。
凡是了解人的心理状态，了解他的勇气和希望或者缺乏勇气和希望与他自身免疫力有紧密联系的人都理解，突然失去希望和勇气会导致死亡。
尼采说过：“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这可以作为所有心理治疗师的座右铭。只要有可能，你就应该告诉病人为什么要活下去，一个目标就足以增强他们战胜疾病的内在力量。看不到生活有任何意义、任何目标，因此觉得活着无谓的人是可怜的，这样的人很快就会死掉。一般他们还会说：“我对生活不再抱任何指望了。”对此，我们又该如何回应呢？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生活态度上来个根本的转变。我们需要了解自身，而且需要说服那些绝望的人：我们期望生活给予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对我们有什么期望。我们不应该再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而应该像那些每时每刻都被生活质问的人那样去思考自身。我们的回答不是说与想，而是采取正确的行动。生命最终意味着承担与接受所有的挑战，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一巨大责任。
对生命意义的质疑，没有唯一的答案。“生命”的意义不是某种含糊的东西，而是非常实在和具体的。它构成人的命运，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独特的。你和你的命运无法跟任何其他人及其命运进行比较。生活永不重复，不同问题需要不同的应对。有时你会发现所处的情况需要你采取行动来确定自己的命运，有时你会觉得深思熟虑更为可取，有时你会发现顺其自然是正道。
如果你发现经受磨难是命中注定的，那你就应当把经受磨难作为自己独特的任务。你必须承认，即使在经受磨难时，你也是独特的、孤独的一个人。没有人能够解除你的磨难，替代你的痛苦。你独特的机会就依存于自己承受重负的方式之中。
我们早就过了质问生命意义的阶段，已经不是天真地想通过积极地创造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实现某个目标的年龄了。对我们来说，生命的意义包含着从生到死受苦受难这一更广阔的循环。
我们有太多的苦难要经受，因此，必须直面所有的苦难，不能软弱，眼泪是无用的，但也不必讳言流泪，因为眼泪见证了人们承受痛苦的巨大勇气。只有极少的人能意识到这一点。
享受到人类之爱。一旦他意识到自己是不可替代的，那他就会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认识到自己对所爱的人或者未竟的事业的责任，也就永远不会抛弃自己的生命。他知道自己存在是“为了什么”，也就知道“如何”继续活下去。
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健康、家庭、幸福、职业能力、财富、社会地位——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重新获得或者恢复原状。无论如何，我们的骨头架子都还没散掉。不管我们经受过多大的苦难，将来那都是一笔财富。我引用了尼采的话：“那没能杀死我的，会让我更强壮。”
在人性的深处，如果你发现人类在本性上就善恶交织，你还会觉得奇怪吗？所有人的心里都有一道划分善恶的分水岭，它一直延伸到人性深处，通过集中营所展现出的人性深渊的最底部，
如果说得到解放的犯人不再需要精神抚慰了，那是错误的。我们要认识到，一个人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一旦得到解放，反倒面临着某种危险，尤其是在巨大的心理压力突然消失的情况下。这种危险（在心理的意义上）就是心理的减压病。正如潜水员突然离开潜水舱会损害他的身体健康一样，犯人突然从高度紧张的集中营得到解放，也可能遭受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损伤。
在这一心理阶段，资质比较愚钝的人不太容易摆脱集中营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残忍行为的影响。获得自由以后，他们觉得自己可以随意而轻率地运用自己的自由了。对他们来说，唯一改变的是现在他们由被压迫者成了压迫者。他们是暴力和不公的施予者，而不是接受者。他们痛苦的经历成了为所欲为的借口，这种情况在小事中就能很清楚地看出来。有一回，我跟一个朋友穿过农田正朝集中营方向走，突然到了一块长着绿油油庄稼的田地。我本能地想绕道走，但他拽着我的胳膊，径直从地里穿了过去。我嘀咕了几句，大概是说不该践踏青苗。他生气了，恼怒地瞪了我一眼，吼道：“你甭说啦！他们夺走了我们多少东西？我老婆和孩子都被毒死了，更别说其他了，你却不许我踩几根庄稼！”
这一类人慢慢地才能被引导回常识性的真理，即谁也没有权利为非作歹，哪怕别人曾经这样对待你。我们必须努力让他们回归正道，否则所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几株青苗
人类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是其主要的动机，而不是什么本能驱动的“次级合理化”。这种生命的意义是独特的，因为只是并且只能是由特定的某个人来完成。也只有这样，他才满足了自己追求意义的独特愿望
在纳粹集中营里，你会发现，那些知道自己的生命中还有某项使命有待完成的人最有可能活下来
人实际需要的不是没有紧张的状态，而是为追求某个自由选择的、有价值的目标而付出的努力和奋斗。他需要的不是不问代价地消除紧张，而是某个有待他去完成的潜在意义的召唤。人所需要的不是“内稳态”[插图]，而是我所谓的“精神动力”，也就是存在的动力处于一个紧张的极化区（其中一极代表有待完成的意义，另一极代表意义所期待的主体）。
有时人甚至连自己想做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他要么去做别人所做的事（随大流），要么做别人希望他做的事（集权主义）。
人不应该问他的生命之意义是什么，而必须承认是生命向他提出了问题。简单地说，生命对每个人都提出了问题，他必须通过对自己生命的理解来回答生命的提问。对待生命，他只能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因此，意义疗法认为，负责任就是人类存在之本质。
我们说人要担负起责任，要实现生命的潜在意义，是想强调生命的真正意义要在世界当中而不是内心去发现，因为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我将这种构成特点表述为“人类存在之自我超越”。它表明了一个事实：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总是指向某种事物或某人（他自己以外的某人）——不论是作为有待实现的意义还是需要面对的他人。人越是忘记自己——投身于某种事业或献身于所爱的人——他就越有人性，越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所谓自我实现，绝不是指某种可以实现的目标，因为人越是追求这个目标，越是容易失去它。换句话说，自我实现可能是自我超越唯一的副产品。
按照意义疗法，我们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发现生命之意义：（1）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2）通过体验某种事情或面对某个人；（3）在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时采取某种态度。第一种就是成就或成功，其意义显而易见。第二种和第三种需要进一步解释。
找到生命之意义的第二种方法是通过体验某种事情——如真善美——通过体验自然和文化或体验另一个人的独特性——就是说去爱某个人。
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即使在看似毫无希望的境地，即使面对无可改变的厄运，人们也能找到生命之意义。那时重要的是，能够见证人类潜能之极致，即人能够将个人的灾难转化为胜利，将个人的厄运转化为人类之成就。当我们无法改变客观现实时——比如患了不可治愈的癌症——我们就面临着自我转变的挑战。
一定意义上，一旦找到了意义（比如牺牲的意义），痛苦就不再是痛苦了。
自由是人的生命消极的一面，而其积极的一面就是责任。实际上，如果人不能负责任地生活，那自由会堕落为放任。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说东海岸的自由女神像应该配上西海岸的责任女神像的原因。
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利用任何给定的处境，面对灾难而保持乐观。人类总是有能力（1）将人生的苦难转化为成就；（2）从罪过中提炼改过自新的机会；（3）从短暂的生命中获取负责任的行动的动力。
人们一定要有理由才能幸福起来。一旦找到了那个理由，他自然而然会感到幸福。人类不是在追求幸福，而是通过实现内在潜藏于某种特定情况下的意义来追寻幸福的理由。
尽情享受你现在的生活，就像是在活第二次，不要像你的第一次生命那样，错误地行事与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