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字介甫，是北宋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文学家、诗人。他甲科进士第四名出身，先后在地方和中央任职。在地方做官期间，注重实地调查研究，并将自己的理政思想付诸实践。在中央任职期间，针对北宋阶级矛盾、经济矛盾越来越激化的状况，主张变法改革。他的主张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并得以推行，使国家局面为之一新，取得了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的成就。但变法本身却被文人士大夫们激烈反对。变法最终随着宋神宗驾崩，司马光当政而被全面废除，王安石也郁郁而终。后来北宋政局几经反复，变法派与保守派又经过了几轮的反复较量，直至北宋灭亡。
南宋程朱理学一统思想学术江湖直至元明清，他们这些中国古代最先进政治、思想和文化的代表采取官方定论和民间诋毁相结合的方式，将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及相关人等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白白枉受千年之冤。但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因为历史的丰富，研究程度的深入，对历史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可以对历史较为客观的分析。
王安石变法被文人士大夫阶层集体反对，有几个原因。
王安石的政治经济改革动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奶酪。
北宋历史发展到神宗朝，文人士大夫代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在政治上，他们要为自己代言。经过北宋前中期的一系列努力，文人阶层凭借“与士大夫共天下”，把武人、宗室、宦官阶层彻底踩在脚下，实现了与皇权的并立甚至超越。从仁宗朝开始，皇权虽高高在上，但没有文人士大夫集团的认可，皇权什么都不是。文人阶层实质上成为了国家的统治者。政治为经济服务，文人阶层反过来又强化和巩固他们的经济基础，加强土地兼并。为了保持阶层地位的长期稳固，文人阶层在经济上采取了与宗室、宦官合作的态度，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王安石变法中的经济改革法令，动摇了文人士大夫、宗室和宦官联合集团的经济基础。
王安石变法要给大宋朝安上新学标签的思想头套。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于万千年而不变，使民之耳目纯于一，而子孙有所守，易以为治”古人是很明白思想的重要性的。王安石要做的是调整思想路线，就好比我们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样。思想改革是道路选择问题，是革命问题，事关重大。北宋中期，各家学说纷呈，王安石变法想试图以自己的学说作为唯一的官方思想。这个有多厉害？看看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知道了。思想冲突的矛盾不可调和，不像政治、经济矛盾可以互相妥协一下，所以王安石与理学、蜀学、关学各派都对立起来。到了南宋，程朱理学最终成为官方学说，他们必然要把王安石打压到底而后快。
王安石变法的目标是富国强兵，文人士大夫很不感冒。
富国强兵其实也是手段，最终目的是为了打败北方的两个强敌，恢复中华盛世。这看起来没错，但需要付出巨大而艰辛的努力，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牺牲。君不见时至今日，我们还在复兴中华的道路上埋头苦干，忍辱负重么？王安石的这一目标与皇权是一致的，但与文人阶层并不一致。文人阶层他们早已失去了君子报国之心，他们要安于现状，不要发奋有为，因为不变，对他们最有利，变就会带来不确定性，于他们来讲实在是没有变的必要。所以他们对王安石变法中的军事成就，基本是不怎么感冒的。
回到北宋，我们可以把当时的朝堂分成几个派别来分析一下。
王安石，是右派，手下是吕惠卿、章惇、曾布等，属于新生力量，代表了中小地主、平民利益。
司马光，是极左派，这一派里有宗室、太后、老臣，代表大官僚大地主利益。
苏轼，中间偏左派，是政府中下层的代表。
变法之初，右派当政，极左派和中间左派被打压。
变法中期，右派势微，中间偏左派势力抬头，极左派伺机而动。
变法末期，极左派登台，打击右派，分化中间偏左派。
再变法期，右派再次当政，进一步右倾，为极右派，严重打压一切左派、中派甚至右派中的温和派。
北宋到了后期，国家基本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天天都在搞运动斗争，不管哪派上台，第一件事都是先干翻对面的人，再狠狠踩几脚。已经踩过的再踩扁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时谓之党争。国家在内耗，国力在削弱，再加上一个不靠谱的徽宗皇帝，又正逢北方出了一群野疯子，内忧外患俱来，国家灭亡也就成为必然。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把王安石列为小人，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视角去否定林语堂，但可以从林语堂的字里行间感受到千年来文人士大夫们对王安石这种改革者的基本态度。文人士大夫们喜欢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种思想是农耕文明的显著特征，他们习惯的做法是打打补丁，凑合凑合，粉饰太平，风花雪月。所以司马光才说天下财富就那么多，别老瞎折腾。而王安石却是外儒内法的，这是历代改革者的共同特征，他们总是积极锐意进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改变作用，所以王安石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因天下之财养天下之费，简而言之，钱不是省出来的，是赚出来的。
可悲的是，历代的改革者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因为他们无法改变中国农耕为本的经济形态和思想根本，也就注定了中国历史上朝代循环更替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