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年谱（247）】1941年，毛泽东48岁。

1941年9月18日，毛泽东和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电唁《大公报》总编辑、国民参政员张季鸾去世，唁电全文是：“张季鸾先生追悼会及季鸾先生家属：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籍达哀忱。”

9月26日，国民政府在重庆举办了声势浩大的葬礼。到1942年9月6日，又在西安举行张季鸾公葬仪式。张季鸾的遗体被从重庆迎返陕西故土。

在规模盛大的公祭典礼之后，被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一座占地40亩的陵园中。于右任为此撰写的祭文曰：“先生之名，中外宣扬。先生之行，国府表彰。先生之嗣，蔚然光昌。先生之柩，安返故乡。先生有灵，来格来享。”

西安一城观礼者超过十万人，张季鸾墓地周围的上百亩庄稼地都被人们踏平，备极哀荣。

张季鸾作为一个报人，如何赢得当时各方的共同认可？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陕西榆林人。1888年3月20日，张季鸾生于山东邹平，1901年父亲死后，他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后就读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张季鸾幼年时有点口吃，还体弱多病，但文章却写得又快又好，得到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和器重。

中山秘书

1905秋，张季鸾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入东京经纬堂补习日语，后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

次年，经井勿幕、赵世钰介绍，张季鸾首批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部分留日学生创办《夏声》杂志，张季鸾担任编辑，积极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号召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与此同时，他还与其侄子张崇基创办《陕北》杂志，从此开始了他新闻报刊事业的生涯。

1911初，张季鸾自日本返沪，任上海《民立报》记者。次年，经于右任推荐，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负责处理日常外交文牍事宜。《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即是由他起草。他从南京拍发给上海《民立报》的有关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专电，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条新闻专电。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卸临时大总统职务，张季鸾即离开南京，与于右任等在上海筹办民立图书公司。

两入监狱 

张季鸾办报生涯，两次因言贾祸，锒铛入狱。

1913年，张季鸾和曹成甫北上，创办北京《民立报》。“宋教仁案”发生后，他仗义执言，极力反袁，并揭露袁世凯与英、法、德、日、俄等五国银行团签订出卖中国主权的善后大借款合同，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成为“二次革命”的导火线之一。北京《民立报》因此被查封，张季鸾遭到袁世凯的逮捕，囚禁三个月。经多方营救获释。他写了《铁窗百日记》，如实反映了狱中生活。

嗣后，张季鸾返回上海，应胡政之邀请，担任《大共和日报》国际版主编，经常译载日本报刊的时论文章。他还兼任中国公学教授，讲授日语和外交史。1915年，张季鸾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撰文抨击袁世凯，后因经费不足而停刊。

1916年袁世凯死去，张季鸾再度前往北京，主办《中华新报》。1918年9月，因披露段祺瑞政府为满蒙六路向日本大借款的消息，《中华新报》被京师警厅封闭，张再陷囚狱，半月后经营救出狱。1919年南下担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1924年1月曾发表《列宁逝世》一文，赞扬列宁是无与伦比的“千古一人”。

“三骂”惊世

《大公报》最初创刊于1902年。1925年11月27日印经营不善停刊。1926年，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三人续办《大公报》，由吴鼎昌筹资并担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张任总编辑，改组成“新记公司大公报”。9月1日，《大公报》正式续刊。

办报的免不了骂人。张季鸾办《大公报》生涯中，三次写文章骂人最为痛快，被人称为“三骂”。

一骂吴佩孚。1926年夏，北伐战争后，吴氏军队遭遇了连连惨败，1926年12月4日张季鸾撰社论《跌霸》说：

“吴佩孚独霸一时，为迷信武力统一之一人……识者不待其踞踏郑州，早知其必演跌霸一剧矣。”

“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无之，但有气耳。”

跌霸，为昆曲剧目名。

二骂汪兆铭。1927年汪的行为反复无常，忽而“联”、忽而“清”、忽而“分”。当时社会情境也令人担忧，张季鸾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927年11月 4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社论《呜呼领袖欲之罪恶》，斥骂汪精卫：

 “特以‘好人为上’之故，可以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 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

后来汪精卫果然堕落为汉奸领袖 。

三骂蒋介石。1927年桂系倒戈，宁汉谋划合流，蒋介石下野，于8月15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定于同年12月1日举行蒋宋婚姻。12月2日，张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指责蒋：

“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皆社会中所偶见，独蒋介石事，诟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为国民道德计。诚不能不加以相当之批评，俾天下青年知蒋氏人生观之谬误。”

三骂之人，皆为一时之政客，乱世之枭雄 。言辞犀利，符合张季鸾一贯的写作风格：“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纯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后来张季鸾与蒋相熟相识，并不妨碍他对蒋的批评。蒋对他也无可奈何。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四不”主义

秘密就在张季鸾续刊号上发表的社评中。他郑重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此后他一直引领《大公报》同仁实践这一方针。

新记《大公报》续刊之初就表明不接受政治投资与外国人的资本，决定以微小的资本独立经营。从1926年到1941年张季鸾任主笔的15年间，新记《大公报》和国民党与蒋集团没有发生任何经济关系。

自新记《大公报》续刊至“九一八”事变前，张的政治倾向是拥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但对于国民政府的政策和人物仍时时有所批评，反对蒋介石大肆共产党人的恐怖行径，对国民政府的某些弊政及腐败现象，在一定限度内也有所抨击和揭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季鸾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主张对内联共，对外联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他对国民政府压制禁锢新闻进行过多次斗争，直言不讳地提出严厉批评，主张实行“能够发表的言论必须允许发表”的政策，不得任意扣留。

1934年，《大公报》附属刊物《国闻周报》曾突破国民党的禁锢，连续刊载“赤区土地问题”专栏，指明红区有一整套社会制度，绝不是什么“土匪”、“流寇”，曾引起极大轰动。《大公报》还连续发表范长江所撰报道红军长征行迹的通讯，使全国人民了解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

之后，《大公报》透露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使广大人民看到国家前途的曙光，激励了民族斗志。

《大公报》的真实报道，与蒋介石污蔑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大相径庭。蒋介石恼羞成怒，大骂张季鸾，而《大公报》的地位和政治影响却与日俱增。

“只有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毛泽东很早就和《大公报》有过交往。他早年被湖南《大公报》聘为“馆外撰述员”，发表过若干有影响的文章。

《大公报》对共产党的报道，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

1931年，大公报派记者曹谷冰到苏联采访，回来发表《苏俄视察记》，向读者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国民党军对红军发动“围剿”之时，《大公报》抵住各方压力，对共产党不称“匪”。十几年之后，中外记者团到延安参观，毛泽东坚持让《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坐首席，还对他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1935年9月，红军长征攻下哈达铺，在这里到一批《大公报》，毛泽东在报上看到刘志丹建立陕北根据地的消息，决定在陕北落脚。这消息就出自《大公报》特派记者、26岁的北大哲学系学生范长江。

1935年，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记者名义赴西北采访，发表系列通讯，第一次客观地报道了中共领导的红军长征踪迹。这些通讯后来汇编成册《中国的西北角》，名动一时。1936年，范长江又独闯延安，在胡政之的支持下，公开报道了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大公报记者徐盈奔波于山西战场，采写了《朱德将军在前线》、《在八路军五台总部》等长篇通讯，向全国读者介绍了朱德、任弼时、徐向前、彭雪枫等中共高级将领，以及八路军的抗战功绩。

抗战八年，大公报与新华日报同时在重庆出版，周恩来等人与大公报人多有往来，有的还是很好的朋友。1941年5月21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所写社评《为晋南战事做一种呼吁》，错误地批评了八路军。周恩来当晚即写了一封长信给张季鸾、王芸生，予以澄清。大公报不仅全文发表了周恩来的信，并且由张季鸾抱病执笔，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坦诚地交换了抗日救国的意见。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大公报不遗余力地详细报道，较之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浓墨重彩得多。毛泽东期间曾宴请《大公报》总编王芸生。宴会结束后，他特地为《大公报》写下5个大字：“为人民服务”。——这是毛泽东最早专门题写这五个字。

张季鸾和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近代“陕西三杰”。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1941年度荣誉奖章，称“《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

这是他事业的顶点。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因病在重庆逝世，时年53岁，余财仅10元钱。

张季鸾以报人名动天下，秉笔直书嬉笑怒骂，在当时环境下能全身而退，死后当时中国各方一流人物都为之吊唁，亦是一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