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读过他的书，也没看过他编或导的电视剧，就这么着去安庆师大图书馆听潘军先生的讲座。看过太多的星在心中熄灭，追星的心，也熄灭了，但确乎觉得借他的高峰，可解自己的诸多困惑。何况，心，也是需要呼吸的。
作为小学语文老师，我最关心的自然是读写问题。我自己弄不清水的事，怎可以到课堂上大言不惭呢？我已厌倦所谓专家们云里雾里却不着地的高谈阔论、大书特书。其实最能说清道明读写关系的，一定是作家，尤其是厉害的作家。因此潘军先生回顾自己两段读书经历，我一句一句记下来：
中学时去打扫图书馆，里面尽是书。我将想看的书都堆到窗户下面，将插销顶上去。半夜，月黑风高，拉着一辆平板车，翻窗入室，将书装进麻袋，得手，拉车走人。突遇老师，估计老师因家事魂不守舍，居然蒙混过关。
这故事，比孔乙己窃书记，电影得多。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插队时。青年潘军遇见一个因爱读书而具文艺气质却因此成为诱惑而导致命运转弯的人。那人看他画画，夸他：“你是这个县里画得最好的人。”于是知己，于是串门，于是发现那人家里有许多书，于是上演的不是拉书而是借书的戏码。竖版《静静的顿河》急于看完，但在那时，看书绝对不是光荣的事，于是出奇招：上工前，将书撕几页，揣在口袋里，休息时当报纸读，一本书撕完也读完了。
这个高考数学在华东地区第一名的人，真的不只是文学家。
阅读大于写作。潘军先生讲了一个典故：山药蛋派的赵树理家里，有很多外国小说。生活也大于文学，生活不能向任何人低头。积累很充分、思考很充分时，觉得非写不可，可以动笔。
我因此可不可以确凿类推：写作没有捷径，乖乖读书，好好生活，不断练手和心？
文学院的学生看上去不像五月的石榴花，倒像三月的小溪。她们纠结于形式和内容、生活与创作。这些孩子都有些紧张，拿着稿纸读。回身看潘军先生的肢体语言，没有前辈对后生正常的怠慢，前倾、点头，准确接话，孩子们说不清的顺带理一理。文学大家呢，很会隐喻——他回顾九十年代和汪曾祺先生一次对话：“我们喝红酒，用高脚酒杯；喝白酒，用小酒杯；喝茶，用紫砂壶、紫砂杯。为什么？为什么不用大瓷缸喝红酒呢？但我们用高脚酒杯和红酒时，你喝下去的仅仅是红酒吗？”其实这个问题开场他就交代了——通过对形式的探索，从而达到对精神的追求。这有点像灵魂与身体，分裂的多，浑然一体最好，但最难到达因而最少。写作者其实不缺故事，而讲好故事那是百变狐狸，要千年修炼的。或者说，读得深广、写得久长的作家，他的乐趣或成就在于用合适的形式讲合适的故事。
关于生活和写作的关系，潘军先生这样回复学生们：“创作和生活的关系不是很大。生活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靠近你，而支撑一个作家创作的是他的想象力。”对此，默默存疑。每一个写作者情况都不会一样。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本书，但绝大多数人没有能力写出来。作家也可以生活简单，靠着阅读与想象去写作。可是，对天资极高的人而言，复杂的、跌宕的经历会赋予写作生命的质感，甚至宇宙的智慧，《红楼梦》为什么是古典白话小说的巅峰呢？我有相当一段时间迷恋蒋勋，任何其他非蒋的书都不入眼。那次从北京西站乘车回家，路上时间太长，怕书看完日子难打发，顺手在候车厅买了野夫《一九八零年代的爱情》，从此放下蒋勋的散文集子。潘军先生也是例证，没有海南经商的那一段，《海口日记》怎么写出来的呢？我想潘军先生没有表达的是，成熟的作家一定有自己非常富有弹性的阅读体系、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这些看不见的力量不断给写作赋能。所以讨论生活和写作关系问题，其实没抓到痒痒。
这些大孩子们还问到怎么读、读什么的问题。潘军先生说：“从兴趣出发而非从实用出发。”“我读海明威的书，会将不同版本拿出来比较读。读鲁迅的书，不断回头读，直到读出他为什么这么写。”的确，写作的秘密和灵魂，唯不断修改自己的背景，才能重返故乡，看出故乡的意味。
“写作会艰难到你没有勇气写下去，越写越难，也越写越远。”记下这句话时，笔尖好像长出力量，顺着手指，传到心上。
很好玩的一个细节，潘军先生课件里有他过往的照片。看上去，那时的他和渴望成名或已经成名的那类人，并无二致。倒是现在坐在那，像一口深潭，静水深流，自在欢喜。灵魂，总是老了才好看。当然，不是所有的灵魂都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