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学旅行”这一名词，在清末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中曾不止一次出现。
如，1905年5月4日《新民丛报》中，署名“定一”的《地理教授略论》一文，在介绍“地理教员传习所”之“诸课”（第58页）时，涉及“讲义”、“实地演习”以及“其他补助学科”三部分。其中，“实地演习”部分即含有“修学旅行”（第59页，该文在该期中为第53—60页）（《新民丛报》第三年第十二号“地理”栏）。《新民丛报》对于“修学旅行”的绍述，绝非仅此一例。
再如，译者“遇虎”译有“日本文学士下田次郎”作于1902年至1905年期间的《英国民之特性》一文。其中，作者言：”今我日本青年，（第87页）若维新以前足以养成胆力之方法者既无之，此后如能将冒险的风气遍及于书生间，日本内地固无论，即桦太千岛、台湾、朝鲜、满洲、支那、濠洲，令足迹无不到，试为冒险事业，以求所谓修养胆力之机会者，实余所深望也。“对此，译者案语如下：“日本学生于运动，固已可谓普及矣。竞漕、蹴鞠之会，报纸中时有所见，剑术、柔道，习之者亦多。学校中亦多率学生为修学旅行。去夏休假中，学生旅行满洲者，达数百千人。在我等观之，固已可感服矣。”（第88页；《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十六号“译述”栏第83页至102页；国图“瀚堂近代報刊”可全文检索，“全国报刊索引”可下载）
由此，约略可见，对于“运动”的论述，该文作者重点从“冒险精神”即“胆力”的角度展开论述，译者则重在从“学校教育”即“学生”的角度来论述。而作者下田次郎写作此文时“所深望”者，在约1905年的“休假”时已是一种现实。赴境外旅行“达数百千人”的景象，在清末乃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却都是鲜少发现的。
即便时移世易，梁启超对于“修学旅行”当不陌生。1922年4月15日，《益世报》载《北京美术学校四周年纪念》。其中道，4月15日“为该校四周成立纪念、举行庆典、敦请梁任公蔡孑民两先生讲演、”，又拟“十九日（星期三）全体教职员学生为觇览天然之美、以辅益学业之进步起见、相率往颐和园作修学之流行”；“其入门券由学校购备”。（天津《益世報》（1922）·Apr.15,1922,Num.2269·要聞二，《北京美術學校四週紀念》）不只梁启超，崇尚、提倡美育的蔡元培，想必也对修学旅行抱有积极的态度。北京美术学校的成立，即有蔡元培倡导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