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嫁接脆弱性
政府雇员、学术研究人员、医疗机构、医药公司、收钱报道的记者等,都是通过对外嫁接脆弱性来获取收益,这些人没有意识到,如果你只是信口雌黄,言行不一,不承担受到损失的风险,不在游戏中下注,不拿自己的任何利益冒险,这样做就是不道德和不公平的。
社会应当鼓励投机性的冒险,甚至还应当强制为之。因为投机性的冒险,冒险家需要自己承担风险。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长期鼓吹“地球是平的”,没有意识到,全球化(更大规模的全球经济,社会综合体)带来了更多的脆弱性,导致了更多的极端事件的产生,需要大量的冗余来确保有效的运行。他自己因为自己鼓吹的观点,获得了声誉和利益,却不必为畸形全球化运转承当责任,这也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大自然和我们祖先的系统都是建立在惩罚措施之上的:任何人都不能拥有永恒的免费选择权。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权承当相应的风险。以防止他们心口雌黄,贻害人类。我们应当效法大自然和祖先,重构论理。
事后诸葛亮
现在很多学者热衷于在事件发生后进行解释,以确定的事实结果,在寻求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并宣称自己预测到了这些事件。
这些观点、理由对于社会也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大型公司带来医源性伤害
商业世界的问题在于,它只能通过加法(肯定法),而不是减法(否定法)来运转。
医药公司不会从你降低糖分摄取的行动中受益;运动器械的制造商不会从你搬运石头和在岩石上行走的决定中收益;股票经纪人不会因你将资金投入到你眼见为实的投资物上(比如你表弟的餐厅)而获益。所有这些公司都必须制造“收入增长”,以符合华尔街分析师的分析报告。
大型公司(包括制药巨头)可能做的是批发医源性损伤的生意,赚走我们的钱,还给我们带来伤害。
但是由于他们可以雇得起一大帮说客,他们劫持了整个国家的舆论。
作者认为,任何需要营销的东西似乎都带有副作用,所以需要用广告来说服人们相信,比如可乐能给他们带来“幸福”——这一招似乎真的很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