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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平米的小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被牢牢地固定在这个冰冷的座椅上，我的对面有两个木质的座椅，还有一张不大的桌子，但是这些东西足够让一个人在安静的空间里感受到害怕和静默的力量。在座椅背后的一米多的地方有一个宽大的黑色玻璃，那种黑色和这样的静默遥相呼应，每一寸都透露出它无形的压迫感和对于我暴露在这样的环境中的嘲讽感。
他们把我带到这里就离开了，我知道这是他们的惯常手段，因为我来过一次。
我是在工地上的工棚中被他们带走的，他们拿来了一张盖着红印章的白纸，白纸上面有黑字。可是，就这样一张简简单单的东西，他们就有了绝对的抓走我的权利。我试图反抗过，我大喊大叫，我想通过这种肢体上的剧烈抵抗来为自己壮壮胆，仿佛这样会让我好受一点。我没有完全被动的因为他们的一张纸就接受了他们的权利，我通过自身的微弱抵抗来表达一种鲜明的立场——我不承认你们的这种所作所为，我没有犯罪。
这样一来，在我返回工棚的时候我至少还有点余地告诉我的那些工友们，是他们搞错了，我没有犯罪。要是我什么都不做，双手一伸直接被铐上，然后被带走，那么我也没有任何一丝脸面再回到这里了。抵抗虽然收效甚微，至少我为自己找了一个留转的余地。
这就是我的一点希望，如果没有它，那么什么都进行不下去。我第一次就是因为毫无反抗，所以丢失了这一丝丝希望，结果就是我的妻离子散、众叛亲离。也许有人会说，你肯定是因为犯了什么错才会被抓进去的。我承认这一点，但是关于这一点之外的某些东西却只有我这个当事人知道，你们谁都不知道，你们知道的仅仅是通过结果和非己的立场上给予一件事情一个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往往是一种错误的谬论。但是你们不知道的是这种似是而非的某些错误的谬论会给当事人造成多大的损害和折磨。世人似乎只愿意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他们不会通过理智的判断来断定一件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发生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我所能的自救。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单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也必须做点什么。不论是什么，只要能够加重我那一丝丝分量的东西我都得牢牢的抓住。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首先要做的保持冷静，然后静待他们的出现。如果我这里有着丝毫的松动，那么很快我所苦苦建立起来的防线就会被他们的无情的攻势冲散、溃败、甚至是继续面对那个无情的牢笼。我闭上双眼，通过深呼吸来调整自己的心率，我和我的身体都清楚的知道，接下来有一场艰苦的战斗要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内打响。而此时的我毫无胜算，我有的仅仅是那一丝微不可察的希望。
我的脑子飞速的转着，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出现的于我有利的事物。我迅速地考虑着他们抓我的的理由和我该如何周旋话题让自己变得无辜和无知。我知道，一味地否决他们的询问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也会让加速我的无望。我得通过适当的讯息让他们了解到他们需要知道的，但是又无害于我的立场。正当我想着的时候，门突然被打开，但是我知道我不能睁开眼，我更加不能回头看，我不能在初次交锋的时候就失去先机。
等到他们都坐下来的时候，我才缓缓的睁开双眼。我知道，他们躲在那个阴暗的黑色玻璃后面看我闭眼太久了，这才忍不住了，他们可不想我太过舒服，估计是怕我睡过去。
来的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大概有四十多岁了，双目炯炯有神、剑眉凸显活脱脱一个凶狠果辣的人物。都不用去观察他的其他面部表情，单单这一副能够降温的眼睛就足以证明他的黑脸角色，我知道这个人是我这次审讯中最大的难题。他摆出一副高傲的不可一世的表情，仿佛所有的与他内心设想的结果无关的讯息都是我在为自己开罪的幌子。他要做的就是一把把这种幌子抓住并且在我面前撕开扯碎。
相比之下，那个女子倒是和颜悦色的多，她手中拿着记录本，还端了一杯水。我知道如果我回答出她们想要的东西，那么那一杯水就是对我的一种奖励，我第一次被审讯的时候很快的就喝到了这杯水。她年岁不大，但我却看不出来，因为女性对于自己的保养总显得讳莫如深。我只能看到她眼角微微闪耀的皱纹，要是灯光照射的角度不对的话，那么我是看不到的。但是显然，这是我的一个有利的部分，对于我从最初的印象上判断有个良好的角度。她应该比较容易说话，她估计采用怀柔政策，要是我态度比较强硬的话，她也许会用喋喋不休的理论和法律之类的某种东西让我厌烦和焦躁。这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打乱我阵脚的手段。
周围的空气已经开始躁动不安，我知道他们坐落的一分钟之内肯定会发起进攻。他们在观察我，在想着一些应对的策略，但是我又何尝不是在看着他们呢？我的敌人还远远不止这两个人，这两个只是作为先遣部队到达的，他们背后的黑色玻璃才是我最终要逾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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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女子的声音率先炸响在躁动不安的空气中，周围的空气仿佛听到什么指令一般，瞬间就安定下来。仿佛害怕他们的躁动影响到这次审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