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说起来，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梁启超
中国传统文化绕不开儒学。上中学时，每天早自习所有人一起诵读《大学》《中庸》，摇头晃脑不知道校长所用何意，而在强调“中国梦”的今天，大概明白学校是想让我们多接触传统文化，至于读什么文章，必然是儒家的了。
梁启超著写的《中国儒学史》是他在清华大学讲课的课程内容，书不厚，却精炼梳理了中国儒学的发展脉络、在各个朝代的理论特点、各派分支的学术差异及代表人物的主要学说，是普通人了解儒家文化精华的好书。更难得的是，梁启超在开篇就对中西方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讨论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辨析，将儒家哲学的中心思想用短短文字一语道破，并告诉我们为什么中国文化离不了儒家。
内圣外王
梁启超把世界哲学分为三派：印度、犹太、埃及等东方国家专注人与神的关系；希腊和现代欧洲专注人与物的关系；中国专注人与人的关系。西方哲学起源于人的好奇心，是“求知”的学问，中国哲学则是研究行为的学问，称为“人生哲学”。“内圣外王”是儒家哲学的中心思想，包括智仁勇三德，包含了西方所求之“智”。
修己是内圣，安人是外王。对内“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对外“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人的学问是道，如何做是术，“儒家哲学”若用“儒家道术”为名，便更为清晰了。
“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儒家千言万语，各种法门，都不外归结到这一点。”
中国文化的中心
孔子学院作为输出中国文化的平台，遍布世界多个国家。我们为什么将孔子而不是老子、庄子作为中国文化的形象代言，梁启超给了一个答案。中国思想中除了儒家当然有别的学派，儒家不算中国文化全体，但若抽去儒家思想，中国文化所剩不多。所以研究儒家哲学便是研究中国文化。
我们曾经用老旧过时的看法看待儒家思想。一切学说都可分为含有时代性和不含时代性两类，有的学说不因时代变迁而减少价值。在儒家学说中，“外王”的大部分内容常和时代特征有关，但“外王”的一小部分和“内圣”是超越时代的；“道”超越时代，而“术”的一部分也是超越时代的。所以，在今天研究儒家哲学仍有意义。
“譬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利用厚生，量入为出，养人之欲，给人之求，都不含时代性，亦不含地方性。”
“如智仁勇三者，为天下之达德，不论在何时何国何派，都是适用的。”
两千五百年变迁，道墨为其后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各有风采。在领略众家思想时，我们很少思考他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梁启超寥寥数语便有抽丝剥茧之功力，让我们得以清晰那各家门派其实皆有源头，那源头就在孔子身上。孔子之后出现的重要学派有墨家道家，墨家出自孔子是有依据的，求知、尚贤、信仰天道鬼神，墨家弟子与儒家关系密切，有的甚至为孔门再传弟子；而老子亦在孔子之后，梁启超的依据为“仁”的人生观是孔子最大发明，《老子》中对“仁”的议论可推算老子的文字在孔子之后。
“《老子》书中，讲仁的地方就很多，‘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这全为孔子而发，假使孔子不先讲仁，老子亦用不着破它了。”
孔子弟子众多，必然形成分裂，使一个学派涌现众多分支。在不同历史朝代，各派分支学说各有侧重以符合时代需求，它们通过代言人之口，影响社会思潮。梁启超既关注儒家思想在历朝历代的变化，又列举了在同一朝代中各派分支的代表人物和他们对儒家思想进行的阐释与扩充，清晰明了。
儒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在两千五百多年里，儒学到底都讲了什么？想想那历代数不清的文章和众多儒学家，就头大。但梁启超告诉我们，儒家哲学并没研究那么多问题，它关心的事情就三件：一、性善恶的问题；二、天命的问题；三、心体问题。所有文章、学说、争论，都围绕这三件事。
关于性善恶。古人造字，“性”表示生命的心理。孔子死后，弟子们开始讨论如何解释“性相近，习相远”，人生下来是善是恶、还是不善不恶，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争论便成为儒学关注的大问题。讨论性善恶的目的在于教育——性若善，作恶为后天影响，教育重要；性若恶，教授做人的道理就更关键；性不善不恶为中性，亦凸显了社会教育的不可或缺。
“孟荀论性很平易切实，不带玄味。程朱论性，说得玄妙超脱，令人糊涂。陆王这派，根本上不大十分讲性，所以明朝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调很少，可以从略。”
关于天命。天命可分“天”“命”两个问题。孔子之前的人认为“天”是掌控世界的神，在孔子之后，则出现另外看法，认为“天”按照一定自然法则运行。“天”是凌驾于万物、还是万物之一、亦或是由心造，历代儒学家们都有各自的论述。而“命”是儒家主要观念，儒家信命，承认无法摆脱遗传及环境。在信命的基础上，儒家主张安命和立命，即不要抱怨命运的不公，同时也要努力做出改变，有一点点新气象都是好的。
“一面要安命，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一面要立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吾人处世，应当取的态度。”
关于心体。孔子时代多讲仁，“仁”成为儒家重要观念，而孔子之后的儒学开始关注心学。所谓心学，在我看来就是关乎如何修养自身，尤其隋唐以后的禅宗观点“即心是佛”影响了儒家，儒家哲学便更加注重修养自身，心体问题在王阳明时代得到非常精彩的论述。
“心体问题，到王阳明真到发挥透彻，成一家之言，可谓集大成的学着。以前的议论，没有他精辟，以后的议论，没有他中肯。”
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首
《中国儒学史》不仅框架清晰、叙述精炼，它还是一座了解儒家哲学的宝库。梁启超在梳理过程中，每讲一个观点，便列举了详细的参考条目和引用书籍名称，让读者可以有据寻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
看梁启超的书，常感叹他的学识怎能如此之丰富，得他亲授的学生该是多么幸运。梁启超作为历史上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首，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为显著。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集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位国学大师的清华国学院，从此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若是没有当年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的任教，我们现在也看不到这本提炼了两千五百年儒学精华的《中国儒学史》。
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设立的培养目标之一是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之魂，这本书让人深刻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厚内涵，用“老旧”“过时”“不符合新时代”的观点看待传统显然是狭隘的，受西方现代科学侵染这么多年，我们常常忽略了自己的文化是多么让人骄傲。
“中国文化，以儒家道术为中心，所以能流传到现在。如此的久远与普遍，其故何在？中国学术，不满人意之处尚多，为什么有那些缺点？其原因又何在？吾人至少应当把儒家道术，细细研究，从新估价。当然，该有许多好处；不然，不会如此悠久绵远。我们很公平地先看它好处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有好处把它发扬，有缺点把它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