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晋是一个历史性事件，是战国时代的开端，从这之后，列国纷争，完全脱去了礼义廉耻的面纱，进入了铁血铮铮，灭国夺地的时代，亡国之君再有没有以往的礼遇，以平民身份了却残生，已经是胜利者最大的恩赐了。
借助这一事件，司马光老先生集中阐述了其政治观点，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同时却不得不承认其中的真知灼见，值得后世参政者仔细品味。
首先，司马光提出了三个概念，“礼”、“分”、“名”，认为天子最大的职责就是建立“礼”，而最重要的“礼”则是“分”，“分”里最重要的就是“名”。之后，司马光对这三个概念做了解释，“礼，纪纲是也”，“分，君臣是也”，“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司马光的解释在当时可能是一目了然，但今天就有些拗口难懂了，需要下些功夫去理解。
“纪纲”按照字典的解释，是网罟旳纲绳，引申为纲领、法度，在这里，将“纪纲”解释为法度是比较适合的，但还可以深挖一下，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纪”解释为别丝，“纲”则是网的总绳，所谓总绳，抛出去捕鱼，收回来收网，起着提纲挈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但是“别丝”的含义就有些摸不清头脑了，可以试着解释一下，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蚕吐为丝，我们都知道，蚕吐丝织成的茧其实只有一根丝，所谓别丝就是另起一个蚕茧，所以“纪”就由另起炉灶，再制新丝的意思了，按照这个思路，就可以理解为帝王做传叫“本纪”了，帝王是一个时代的根本，这点没有疑义，所以每个帝王就相当于王朝的若干根丝，新的帝王就是“别丝”，所以被称为“本纪”，还有一些词，如“纪元”、“世纪”等等词，也可以解释了，所以纪纲本义指的是一个组织最根本的东西，能起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引申开来，就是法度。
法度之所以是一个王朝的根本，是因为它规定了整个社会各个阶层所要遵循的基本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国家发达是因为“制度建设”做的好，国家落后，本质上都是“制度建设”没跟上，而制度和法度，基本可以看做是同义词。
所谓君臣，其实就是确定谁为君？谁为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确定领导核心，确定当家主事人，所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从古到今，无论国家大小，莫不如是。确定了领导核心，制度建设才能继续下去，否则制度建设只能是空中楼阁，无法落地。
所谓“公、侯、卿、大夫”，实际上指的是各级官吏，每个官员都有他的职权范围，其官职就代表了这些内容。
如果我们能抛开皇权之类的封建糟粕，我们可以发现，司马光的见解千年之后，依然有其价值，比如教员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
所谓的“纪纲”，必然包含“政治路线”，而公卿士大夫就是“干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所谓的“礼”，实际上就是“秩序”，作为古代的士大夫，司马光认为“秩序”是至高无上的，天子不过是其中的一环，虽然是最重要的一环。
司马光指出，天子不可能一个人统治所有人，所以他需要助手，就是三公，推而广之，三公同样需要将职权分解，就是公卿士大夫，在这里司马光用生命体来类比这套体系，这套体系中的上位者如同人体的内脏，如同树木的根，而下位者如同人体的四肢以及树木的枝叶，内脏和四肢，根本与枝叶，是相辅相成、互相成就的关系，如果体系能达到这种严密程度，那么个人即使具备再高的才能，也只能为这套体系服务，这就是礼的作用，这是天子最大的职责，同时也是保持国家社会稳定的前提，如果一个体制可以被少数人挑战，那么它就是不稳定的。
说完“礼”，就要说“分”，也就是“君臣”，《周易》开篇是乾卦和坤卦，可以类比于天地、君臣、夫妻等等，司马光以此认为君臣如同天地一般不可变异，这就有点愚忠的意思了。后面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微子，一个是季札。
微子是商纣王的哥哥，据说非常贤能，但因为是妾生子，所以没有被立为国君，而纣王却因为暴虐导致武王灭商，而微子后来则被周武王封为宋国的国君，秦以前非常有意思，讲究灭国不灭祀，就是灭了对方国家，还会给人家留一块地方，让其祭祀祖先，周对商就是这么做的，宋国的爵位很高，是公爵，也说明了周对商旧部的尊重，宋国曾经出现过一个很有名的国君，就是宋襄公，另外“杞人忧天”中的那个“杞国”，其实就是商灭夏之后夏遗族的封国。所以一般认为，如果微子做商王，商就不会那么快灭亡，商的祖先成汤仍然可以享受天地祭祀------“成汤配天”。
补充一点，其实后世也部分保存了这种制度，比如抄家的时候，祭田是不在抄家列表之内的，也相当于灭国不灭祀的简易版本吧，具体可以参见《红楼梦》里面的例子。
至于季札，是另外一个大贤人，据说和孔子的段位差不多，季札是春秋时吴国国君寿梦的第四子，寿梦本想传给季札，但季札认为自己是老四，不能越过哥哥，坚决不同意，所以只好传给长子诸樊，诸樊死了传给二弟余祭，余祭死后传给三弟余眛，余眛死还想传给季札，结果季札跑了，所以余眛的儿子僚即位，就是吴王僚，这下子问题大了，诸樊、余祭的儿子非常不满，按照父亲叔叔们的想法，是兄终弟及，也就是要传给季札叔叔的，季札叔叔不要，那就轮到我们了啊，为什么僚能即位？太不合规矩了！果然，诸樊的儿子光（公子光）就暗中筹划夺位，他找伍子胥帮忙，伍子胥又找了东周四大刺客之一的专诸，专诸用鱼肠剑杀死了吴王僚，公子光即位，即吴王阖闾，在位期间，重用孙武，攻破楚国的国都，楚国差点就要灭亡，吴国因此进入了极盛时期，可惜其子夫差不太成器，最后吴国被越王勾践所灭，据说勾践本想给他一块小地方，让其祭祀祖先，但夫差拒绝了，自杀了，所以吴国始祖太伯的祭祀就断了，没法享受血食了，后世人认为，如果季札不推脱，那么吴国始祖太伯就会继续享受血食祭祀了-------“季札君吴，则太伯血食矣！”。
顺便提一句，太伯是周文王的哥哥，因为文王姬昌贤明，所以逃走了，方便弟弟姬昌即位，太伯到了南方，建立了吴国，所以吴国的根脚还是很不错的。
司马光认为，这两位贤者宁可亡国也不愿为君，就是因为君臣之位如天地一般不可变易，但个人认为，这个话有些绝对，首先这两位贤者不太可能预知未来，如果他们知道将来会导致亡国，说不定会改变想法的，当然，也有可能在他们看来，国家兴亡，都是命数，与人无干，那就另当别论了；其次，司马光也留了一个口子，在极端情况下，君臣之位也可以变易的，是什么情况呢？君主要像夏桀、商纣一样暴虐，臣子要像商汤、周武王一样仁义贤明，那就可以改朝换代，可以变易君臣之位的。
当然，变动君臣之位，在今天就是政变，政变的危害看看那些经常发生政变的国家就知道了。
所以“礼莫大户分”。
至于“分莫大乎名”，也写的非常精彩。
首先，司马光认为礼就是用来辨别贵贱、分别亲疏，将人员事物分类，处理日常事物的，但想要达到此目的，“名”，“器”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所谓名，通俗点说，就代表官职，官职就能代表许多东西，比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人没有变化，但是“名”变化了，所有的一切也就改变了，比如亲疏贵贱等等；但是只有名还是不够的，还要有“器”，“器”就是用来辨别“名”的，比如仪仗、官印等等，让人一见到你的“器”，就知道你的身份职位，就知道彼此的贵贱亲疏，就可以把握交往的礼仪和尺度等等。
所以，“名”是将你从普通人中选拔出来，即“名”代表了你的特殊性，而“器”则证明了你的身份，两者缺一不可，有名无器，大家都不相信你，认为你是假的，虽然你是真的；而有器无名，大家会相信你，认为你是真的，虽然你是假的，其后果也很严重，会导致器失去权威性。
其实，在当今社会，“名”“器”依然很重要，比如一个官员上任，需要组织部门任命，给他发工作证、介绍信等等，但这还不够，还需要组织部门引荐，证明这些文件是真的，到了这一步，这名官员的身份才能得到确认。在这里，官职就是名，而工作证、介绍信就是器，但是这都太容易伪造了，所以还需要组织部门来证明，如果能够制造无法伪造的“器”，比如互联网时代，组织部门这一关也许可以省去。
但是，光有工作证和介绍信是不够的，这只在小圈子里面有效，如果出了这个圈子，其实就需要更明显的“器”，比如车牌、飞机等等，甚至还需要警卫部队等等，才能让别人知道你的身份，即“名”。
“名”，“器”是非常重要的，孔子曾经说过：“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这句话有一个典故，司马光引用了这件事情，左传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原文如下：
卫侯使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侵齐，与齐师遇。石子欲还，孙子曰：“不可。以师伐人，遇其师而还，将谓君何？若知不能，则如无出。今既遇矣，不如战也。”
夏有.......
石成子曰：“师败矣。子不少须，众惧尽。子丧师徒，何以复命？”皆不对。又曰：“子，国卿也。陨子，辱矣。子以众退，我此乃止。”且告车来甚众。齐师乃止，次于鞫居。
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大致翻译一下，非常有意思。
卫候，指的是卫穆公，名字叫遫，也有写作速的，命令孙良夫、石稷、甯相、向禽这几个人领兵进攻齐国，孙良夫就是孙桓子，桓子应该是谥号，石稷是石碏的四世孙（就是大义灭亲的那个石碏），宁相、向禽是两个人名，不详细说了。这四个人领兵进入齐国，结果遇上了齐国的军队，石稷比较清醒，想要撤退，但孙子，就是孙桓子不同意，认为“不行，国君命我们带兵讨伐敌国，遇到敌人的军队就退却，怎么向国君交代？如果知道打不过，还不如不出兵，现在既然遇上了，不如打吧。”孙桓子的话，谁也反驳不了，他说的也句句在理，国君的命令总得有交代，不打就回去，是不是太不把国君当回事了？另外，既然知道打不过，干吗要出来？既然出来了，还不如打一仗，感觉孙桓子言语之间似乎有些怨气。最终众人决定打一架。
卫人战败了。具体怎么败的，没人知道，因为左传的记载失传了。
战败之后，兵败如山倒，比较聪明的石稷又站出来说：“我军战败了，但是如果你们不稍作抵抗，大家都害怕一起跑，最终军队就要跑光了，没有了军队，你们怎么向国君复命?”这是在堵孙桓子的嘴，你不是说不打没法向国君交代，那么现在打败了，而且军队要打光了，你就有法向国君交代了？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没有人和石稷拌嘴，都不理他，然后干什么呢？继续跑呗。看到众人这样子，石稷也没办法，只好对孙桓子说：“您是国家的卿，不能落入敌手，这会是国家的耻辱，你带人继续跑吧，我来断后。”这个时候，应该是来了援军，石稷就宣布说来援的军队很多，“车来甚众”，军队士气立刻就起来了，而齐军可能也发现了这一点，就停止了追击，在鞫居驻扎下来，新筑之战就这样结束了。
新筑人来援的人叫仲叔于奚，这里要说明一下，古书中“人”“民”是不一样的，凡说到“人”，都是有身份的人，而“民”则指的是百姓，比如论语中有孔子有这样一句话：“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这里的“人”和“民”就是不一样的，“人”是贵族，所以要“爱”，“民”是百姓，所以可以“使”。
因为孙桓子地位最高，仲叔于奚相当于救了孙桓子，之后卫国就要奖赏仲叔于奚，想要赏给他封邑，但仲叔于奚不要，他要什么呢？他想要“曲县、繁缨以朝”，朝就是朝见，这里应该指的是朝见周天子，那么“曲县、繁缨”是什么呢？县通悬，指钟、磬之类乐器悬挂于架，天子四面悬挂，叫“宫悬”，象征宫殿四面有墙；而诸侯，则要去掉南面的乐器，叫“轩悬”，轩是一种有帷幔的车，专供贵族乘用，三面挂就形成一个弯曲，所以也叫曲悬，即曲县；至于大夫只能两面悬挂，叫“判悬”；士只能东面或阶间悬挂，叫“特悬”，从这里可以看出，士和大夫还不是一个意思，有一定的区别。至于“繁缨”，则是马身上的装饰，代表一定的贵族身份，具体就不详细说了，周礼上有详细的记载。
从上面的叙述看出，仲叔于奚最多应该是个士，肯定不是大夫，否则文中会说明，他只有资格挂一面，但是要求卫国将诸侯的“曲悬”借给他用用，这是非常僭越的行为，因为在古代那个资讯不发达，而且也没有相片的时代，周天子只能按照你的仪仗来判断你的身份，有了“曲县、繁缨”，周天子只能认为你就是诸侯，会以诸侯之礼待之，甚至赏赐也会按照诸侯的标准，这无疑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如果周天子不知道还好，如果知道了，恐怕会认为卫国非常失礼，不过很可惜，卫国人觉得无所谓，就给他了。
孔子认为，这很不恰当，不如多给仲叔于奚几处封邑，不应该给他“曲县、繁缨”，当然仲叔于奚的行为并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次数太多，那么“曲县、繁缨”的权威性就会受到质疑，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官印、官服、仪仗被借给别人，或者尚方宝剑借给别人，很容易酿成祸患，同时也会让百姓对政府的权威性产生怀疑，进而造成更大的乱子。
孔子说：“可惜了，不如多给他封邑，名和器，是不能借给人的，这是国君专用的。名代表着某种威信，有了威信，才能维持所得仪仗，仪仗代表着礼，即身份，在身份的基础上做该做的事情，做该做的事情就会产生大众之利，这些利可以安抚百姓，这是政治中不可逾越的大节。如果借给别人，就相当于失去了正当性（合法性），没有了正当合法性，那么国家就会灭亡，这个过程无法阻止。”
之后，司马光又举了孔子的例子，原文在《论语》《孔子家语》都有记载，大致意思是，卫出公希望孔子主政，孔子认为要先正名，否则老百姓不知道该怎么办。这里面的“名”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父子之名”，就是父子谁说了算；一种是“百事之名”，就是将政事分类，百姓分群，确定各自的职权范围，换句话说，就是确定什么事情什么人能干，什么人不能干。这两种解释乍看起来差别很大，但实际来说，差别并不大，想要搞明白这一点，需要看一下史实。
前面卫孙桓子的事情过去50年后，卫国的国君叫卫灵公，从政治上讲卫灵公是个比较有作为的国君，但在私德方面，就不太检点，为人所诟病。韩非子曾经在《说难》中描述过一个事情，卫灵公有一个男宠叫弥子瑕，弥子瑕私用君主的车马，将咬过一口的桃分给卫灵公吃，在弥子瑕得宠的时候，卫灵公说他做得对，等到弥子瑕色衰爱弛，得罪了卫灵公时，卫灵公却对“私车，分桃”两家事情进行秋后算账。另外，卫灵公还娶了一个美貌女子，叫南子，她原是宋国公主，后来嫁给卫灵公，不久又和卫灵公的男宠公子朝（宋国的公子）私通，这两个人都是宋国人，一个公主，一个公子，可能属于旧情复燃吧。南子的名声非常不好，孔子周游列国到卫国的时候，南子要召见孔子，孔子去了，引起了子路的不满，孔子不得发誓说，自己是不得已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南子名声很差。
卫灵公有个太子叫蒯聩，想刺杀南子，没有成功，南子告诉了卫灵公，蒯聩害怕，逃亡到宋国，卫灵公死后，南子按照其遗愿立公子郢，但是公子郢拒绝了，南子只好立蒯聩的儿子輒为太子，就是卫出公。
这个卫出公很有意思，曾经两次出奔，第一次回来继续当国君，第二次被臣民拒绝，死在越国。
卫出公当了十三年国君，他的父亲蒯聩在晋国赵鞅的支持下杀回来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道德冲突的问题，父亲是以前的太子，儿子是现在的国君，父亲抢儿子的位置，儿子应不应该给？
这件事情的结果是出公真的出奔了，直到四年后才回来，当时其父亲庄公已经死了。
这个卫出公就是要问政于孔子的卫君，不过按照《论语》的说法，是子路替卫出公问的，因为子路当时在卫国当将军，也就是卫出公的臣子，《论语》原文如下：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后世之人一直在争论到底正的什么名？这个也确实很难说清楚，个人认为孔子并不想为卫君效力，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认为如果卫君不把父子争位这个事情捋清楚，根本就没法干事情，最后就会“民无所措手足”，就是老百姓都不知道手脚往哪里放了，虽然夸张了点，但确实如此，儿子当国君，父亲来了，打还是不打？打赢了难办，打输了也难办！但这个问题怎么才能捋顺，孔子没有明说，导致后人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孔子是让卫出公让位，有人反对，认为让你来帮忙，你让人家让位，没有你这么办事的。后来王阳明提出一种看法，就是卫出公让位，迎回父亲，让其即位，这样庄公即使即位，也会感念儿子，将来会传给儿子，或者卫庄公非常感动，自动退让，做太上君，或者卫国百姓感念卫出公的仁德，拥护他为国君，其父亲自然退让等等。
其实，王阳明的说法，看上去很美好，但现实中很难执行，如果父亲卫庄公不感念儿子的情分，怎么办？事实是，卫庄公赶走儿子后，曾经想杀掉群臣，因为当年就是他们拒绝了自己，导致自己无法回国，其实他儿子刚即位的时候，他就想回来，结果没成功，后来在晋国权臣赵鞅的支持下，才成功回国。看到卫庄公磨刀霍霍，群臣害怕了，打算造反，卫庄公也害怕了，所以才放弃了这种想法。
卫庄公在位三年，工匠造反，后来被戎人所杀。
从卫庄公的结局来看，王阳明的想法有点抛媚眼给瞎子看的意思。
卫庄公、卫出公这对父子争位，导致了卫国长期的内乱，总结这段教训，大部分人都同意孔子的说法，要正名，然后名正言顺，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至于怎么正名，在这里孔子没有说明白，也许孔子也觉的这事太难办，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而子路同样没搞明白，没有抽身出来，最后在卫庄公回国争位的过程中战死了，非常可惜。
综上所述，孔子认为，“名”“器”如果借给别人，就会影响其权威性，如果“名”代表的权力很大，那么政权、国家都有可能颠覆，就比如权臣秉政，或者后宫干政，国家鲜有不动乱的；同样，即使有“名”，但不够“正”，什么叫正呢？通俗点说，就是要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同，这种认同也分两种，一种是声望，一种是实力，声望和实力缺一不可。
但是，“名器”虽然很重要，但当事人往往不觉得重要，经常随意处置，司马光老先生表示了深深的担忧。因为事情发展，都是发展于弱小，而显著于强大，只不过等到强大时，再想处置就晚了。所以古人见微知著，比如《周易》坤卦的爻辞“履霜坚冰至”，以及《尚书》所谓的“一日二日万几”，就是著名的例子，履霜坚冰至，就是看到秋天的霜，就知道冬天要来了，冰天雪地的日子不远了，霜的危害并不大，但冰雪的危害就太大了，如果不早做筹谋，事到临头就会酿成惨剧；而“一日二日万几”出自《虞书·皋陶谟》，原文是：“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指的治理国家的人不要贪图安逸和私欲，要兢兢业业，因为每天的情况都变化万端。这些微小的事情，可能就是将来蓬勃发展的萌芽，所以要非常警惕才行啊！
所以，分莫大于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