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夏天最明亮的时候，但伴随着一场杀人事件，两个家庭都走向了灭亡。

影片结束后，我却陷入深深的反思，不禁觉得小四的遭遇并非是一个个案，只是杨德昌导演将自己对于这个曾经发生在自己同学身上的事件以艺术化的手法展现出来。四个小时，导演其实一直再做一次漫长的反思，

Part 1：背景介绍

故事发生在50至60世纪的台湾。在电影中，导演有意展现了一个受多元文化感染的台湾。一方面，生活最基础的设施，像电影中人物住的房子都仍保留日式的风格，而另一方面，台湾人也逐渐受着欧美文化的影响。从最明显也是贯穿电影始终的猫王，到小马家的网球场都展现了台湾文化也跟随着世界潮流。这场谋杀案就是在这样环境下展示下发生的，我们无法具体说这种大环境对这场谋杀有着多么直接的影响（也可以认为，这种多元文化反而造成台湾民众一种落寞感：什么是属于他们最传统的文化？）

除了大环境一样，小四的家族也是来自上海的，父亲是公务员，在上海也有着一定人脉，母亲是教师。他们来到台湾落户，建立新的家庭。从这样一种设定下，小四的家庭虽然内部和谐，但其实也是一个漂泊者，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故乡。

小明则更是如此，她没有父亲，母亲患病，也是被动来到台湾。比起小四，她居无定所，被自己的主人赶出来又不得不寄居在自己的亲戚家，但仍收到亲戚唾弃。

人物一开始便是背负着这样的命运。在电影中，小四母亲曾对父亲：“这已经不是上海了”。小明四处寻找男友为了得到安全感。其实在本质的原因都建立在他们没有找到真正的家，一切活在幸福的假面下。

Part 2：剧情分析

小四杀了小明绝非一时冲动，认为她过于虚伪，道德与自己的产生了巨大的触碰。事实上将刀捅进小明身体里时的小四的内心早已经历了漫长的变异。而四个小时的消失可以理解为小四异化的过程，而造成这种异化的力量来自多个方面。

A.校园方面

小四因为可能遭到老师误批而无法上日间部，这给小四埋下了变异的伏笔。虽然导演只有短短的一幕拍摄小四坐在长椅上，但是我们已经对电影中“建中”校领导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第二次小四与校领导冲突是在与他被“滑头”欺负后，小四想用棒球来自我保护，但是被校领导发现，校领导不分青红皂白判定小四为违背校规。第三次，又是“滑头”强迫小四给他抄袭，被校领导逮住，校领导在没有调查真相的情况下给予了小 四的大过，并且不接受小四父亲的抗议。最后一次，好管闲事的忽视干预小四的事情，遭到辱骂后，将小四带到校领导呢，校领导对着小四父亲冷嘲热讽，直接导致了小四的退学。

校园，在这一部电影中，起着相反的作用，他们丝毫没有起到学校的责任，纵容校园帮派斗殴，却纠结甚至冤枉小四。从小四与校方的冲突中，小四逐渐校园失去了信任，不但在校园里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他的几次受伤都是校园里发生的），还受到来自道貌岸然的校方的冤枉，虽然这不是他杀死小明的主要原因，但是学校，作为小四每天生活的地方，逐渐对他的心理产生了影响，是他与校园黑势力有瓜葛的直接原因。

B.校园黑势力

校园黑势力的开始于“滑头”对他的欺负，有一开始只是拿着手电筒袖手旁观，到最后一起“间接”参与帮派战斗，亲手看着人们用刀杀死小公园老板（小公园老板躺在地板上束手无策）。这种极端暴力的场面彻底将小四从一个单纯的好学生扭转过来，所以他随后才敢拿刀去学校。这样的火拼赤裸裸地发生在自己生活环境周围，仿佛向小四传递着原来暴力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

校园的不作为，与公开的暴力是小四产生变异的直接的原因。校方间接导致小四走上歧途，而校园霸凌，也让小四认识到暴力并不只是与未成年人无关的事情。

小四的变异仍在继续着，而他的同伴也时时刻刻地影响着他，不得不说，小四周围的人物极具典型性，他们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他们与小四的互动，就是这个社会与小四的间接接触。

A. 小猫王

小猫王是小四最铁的朋友，但比起小四，他是一种妄想主义者，起码就他的身份而言（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母亲是裁缝）。电影中最明显的特点是他渴望成为校园帮派实力的一员。他敢与在小四被堵时，拿着椅子架相救：被人欺负时，扔不自量力的拿着日本女人自杀的刀与敌人复仇。而另一方面，当帮派冲突时，他却成了调解员，“大家都是兄弟吗”这样江湖义气的话竟然被讨厌安排在一个弱小男生的口中。不但如此，他极为崇拜猫王，同样不自量力的将自己的唱片寄给了猫王。

是的，正是这样富有妄想主义的人最终却逃脱的了悲剧。他既是幸运的，他没有落入小四的悲剧（哥哥因为他受到惩罚；自己遭到退学；最终还杀了女友），他仍然过着自己的生活，唱着猫王的歌（还得到了猫王的戒指）。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不幸运的，他所谓的帮派只是活在他的大脑中，没有人在乎他。导演在结尾用了一幕：警察将他寄给小四的唱片丢在垃圾桶里来反应他在社会中不受重视。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导演要塑造这样一个人物？也许是与小四产生了一种反差吧。上述两种力量对于小四这样好学生而言产生了内心里的变异，但是对小猫王这样的同学而言却最多外部的疤痕吧。也正是这种样子，他才能逃过命运的劫难

B. 小马

小马是促使这场谋杀的最主要人物，而这本身也是其性格促成的。

小马是富家子弟，可以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一切事物。在影片中，他为数不多的几次露面中都是能看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气势。最明显的一次，当他看到小明的枪走火之时，身为一家之主的他不顾礼仪与性别扇了小明。并且在后续的故事中，一直对小明采用一种轻蔑的口吻。不但对小明，对同学以及陌生人（演唱会的保安）都表示不屑。杨德昌导演塑造小马与他的家人反映了社会中普遍的富家子弟，一种沉醉在自我的世界中，不懂自我反省（小马的妈妈看到自己儿子带刀去学校被抓，不但没怪罪儿子，反而对警察摆开了官腔）。

小马在电影中真正目的是去引出小明为了生存不择手段的个性，将这种个性展现到极致。小明见到小马的别墅，便放弃小马对她的非礼，仍然为他们家做女仆。从这里，我们发现小马的存在一部分在暴露了自己的自私的同时，也能表现周边人性的弱点。小四也许痛恨的正是这样一种场景。

小马最后悔悟了，也许是他第一次考虑他人的感受吧。

C. 滑头

滑头的命运与小马最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比小马，滑头对别人也许是直接的不尊重。他一方面象征了校园恶势力，是他们的典型代表。是他们像小四传达着暴力的信息。但更多的，对小四的影响体现在最后滑头的改变上。他的父亲因为他失去了工作，他也不可能再胡作非为了。

然而，杨德昌导演却赋予了他另一层使命，这正是使我诧异的。他的改变（由傲慢到谦卑）否定了小明“世界不会因你而改变”这一看法。这是电影到了结尾最后一处可以转折的地方，小明摒弃了原来的观念，但是，导演没有。影片仍然朝着悲剧发展（原因后文分析）

D.哈尼

哈尼是第一个被害死的，确切的说，是被自己的害死。哈尼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理想世界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而转移，所以他敢一个人找自己的对手，面对十个对手却不退缩。仍然嘲讽自己的对手，最后被暗算而亡。他重复着《战争与和平》安德烈公爵的命运，凭一己之力渴望完成理想。

E小明

许多人不喜欢小明，认为她是悲剧的根源。殊不知，影片中她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她甚至连一丝家庭的温暖都为感受到。正是这样的一种缺乏温情，所以她才会将四处讨好别人为生存方式。

她一开始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被瞧不起吗？并没有，只是她认为这是不得已罢了，为了母亲的医药费。可是当她逐渐意识到这位她的生活提供稳定保障时，她开始改变，一直到了曾经对她非礼的同学家里当女仆。这种改变已经超越了原则，将真正的感情与虚伪的来往混为一潭。但是，她虽然在生前利用自己的生存方式获得了稳定的住处。但是小四的这一刀却是命运对她的否认。她耗尽心机去适应这个社会，最终却被一个同样被社会排斥的人所杀。

从她的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人与人的冷淡与无情，小医生的功利，小四的自私都在小明身上很好的展现出来。正是，这种缺乏真情，逼迫小明的世界观扭曲，以至于将小四，真心对待她的人，给忽略。

之所以我们觉得剧情发展地那么自然与合理，真是由这些人物的成功塑造引起的。

Part3：人物关系

A.小四的母亲与父亲

小四的父母十分团结，仿佛是乌云里一点光亮。但是两人的性格却不完全相同，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对立的。他的父亲是真正的原则主义，坚持原则与底线并且努力地想把这样的思想传承给儿子，而他的母亲却十分圆滑与精明，即所谓的高情商。对待滑头逼迫小四抄袭被处分一件事。两人的目的都是说服老师不要处罚自己的孩子，但出发点却截然不同。小四的父亲坚持原则：既然为小四被迫抄袭，那么这样的处罚是不公正的，并且与老师据理力争，处分无法减轻，就骂了老师一顿。而小四的母亲却以如何了解这件事为由，所以当她一听说晓得父亲与老师吵起来，就说“别人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同样的，面对找新的工作，小四的父亲态度坚硬：“我不去，万一那老板过几年垮了怎么办”，而小四母亲则责备他为人不够圆滑。

然而，命运并未有因此饶了小四父母。小四父亲最后也被原则主义冲昏了头脑，当他看到老二拿了手表回来，便断定他做了不可告人的事，狠狠地揍了儿子。这样的行为是他太注重原则，以致忘记了事情的是非。他的原则主义小四继承了吗？表面上时，当两人再次推车回来时（小四被退学），小四将第一次推车父亲告诉他的道理有复述一遍，说一定会好好读书，等日间部开学会回去。但是，他却暗中与小马争吵，与小翠约会。在他的父亲身上，我们看到原则主义的悲剧性。而他的母亲呢，她的精明并没有真正为她带来好处。他拖汪狗帮小四转学，却等来的只是一次又一次推迟。当小四谋杀前，她仍认为小四在发奋苦读，却忽略了孩子的心中已经波涛汹涌。小四母亲的精明，其实是假的。

Part4: 意象分析

在电影中杨德昌导演用了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道具。它们表达了导演的潜意识。

A.手电筒

手电筒一直贯穿的电影主线，与小四在一起。第一次，小四用手电筒照亮电影棚。随后一次次照亮着小四睡的小橱柜，无论刚打架回来，还是看到哥哥因自己被父母打。甚至是小公园的一场都围殴，小四都用它照亮被洗劫过得台球馆，第一次看到尸体。小四一直用手电筒在照亮这个世界，怀着好奇与期待，可是伴随着剧情的发展，当手电筒照亮的未知世界里充满着人性的虚伪与悲伤，小四改变了。到最后小四去堵小马时，手电筒不见了，原本插着手电筒的地方多了把刀，试想，当一个好奇的孩子将自己看世界的手电筒变成了一把刀时，那么悲剧会不可避免的发生。

总结：杨德昌导演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如同杜甫的诗一样，不但具有极高的艺术性，也同时是具有现实意义。他没有为了展现自己电影极高的艺术水平，而拍得不接地气；也没有因为为了表达对现实的看法，而忽略了电影的载体。《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是在反思现实与电影艺术中找到了一个平衡点（类似杜甫的《三吏》《三别》），而正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