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阿兰·波特顿在序言中如是说，“我们的'自我'或自我形象就像一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充入他人的爱戴才能保持形状。”

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取尊严和尊重。

历史上不同阶段，人们对理想的对象有不同的期待：

希腊半岛，斯巴达，公元前400年

勇猛的战士。擅长打仗、好勇斗狠、肌肉发达、性欲旺盛、对家庭生活毫无兴趣、对商业和奢华深恶痛绝。

西欧，公元476--1096年：耶稣基督的信徒。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不佩戴武器，避免杀害小动物。他一贫如洗，竭力压抑性欲。

西欧，约1096--1500年：骑士。勇敢无畏，家产丰厚，住在城堡里，大口吃肉，还有一匹马。

巴西，1600--1690年：不苟言笑、擅长射杀美洲虎的男子。不参加跳舞，不热爱小孩。

英格兰，约1096--1500年：富有的绅士。他擅长跳舞，涉足工业和商业领域（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热爱家庭，可能会有一个情妇。

既然决定社会地位的因素一直处于变化当中，那么导致身份焦虑的因素也随之在不断变化。

在一个社会里，我们担心在战场上表现欠佳，在另一个社会里，我们担心对上帝不够虔诚，在其他社会里，我们又担心无法在市场上获得利益。在我们这个时代，理想的对象自然是像马云爸爸那样有钱；像小鲜肉那样有颜，然后拿颜换钱；或者是个技术宅，有潜力；现实一点的就是有房有车，最好是一二三线。

简单来说，占有财富，或者具备这种潜质的人，在我们看来就是精英，是理想的成功人士。可是往前推几百年，财富，尤其是通过工商业聚敛财富的人被视为邪恶的化身，勤勤恳恳、朴实无华的农民却能赢得贵族、诗人们的尊敬。在那时的人们看来，除了传统农耕和纺织业，用其他手段得来的多是不义之财。人间的财富和升入天国（以道德作为评判标准）之后的地位往往成反比，耶稣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是随着贵族阶级声望的破产，新兴的资产阶级作为财富的占有者，转变了人们的这种观念。

贵族神话的破产和精英崇拜的形成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论政府原理》（1159）一书中将社会比作身体的各个部位而闻名遐迩。

最高统治者对应人的头颅；国会对应心脏；法院对应两胁；法官和各级官员对应眼睛、耳朵和舌头；财政部对应肠胃；军队对应双手；底层工人和农民则对应双脚。每个人在社会上都要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不可更易的。

既然地位不能更改，身份的焦虑也就不存在。

这时，英国的报纸每天谈论的不外乎是贵族名流的地位和声望，同时暗示普通百姓生活的琐屑和无聊。报纸中的“宫廷活动版”，总是虔诚地刊载关于舞会、假日的消息，或者是“上流社会”何人喜得贵子，又有哪家成员去世之类的报道。

只是到了17世纪中期，欧洲的政治思想才开始对平等的理念进行思索和探讨，《政府论两篇》引发出一个让人震惊的现代观念：政府的正当性在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国民获得幸福和财富的机会。大约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纸上谈兵，终于在1776年美国革命后，所有对政治的平等和在社会、经济方面机遇均等的呼吁在实际生活中得以实现。这场革命改变了排定身份的基础，世袭的贵族统治被飞出了，取而代之是充满活力的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到了18世纪，开始有人质疑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因为政府部门的公职部门，似乎成了那些愚笨的贵族后代的收容地。政府低效，而穷人家那些聪明的孩子却上不起学，卡莱尔愤然疾呼：“那些慵懒的贵族们，他们只能奢侈地享用英格兰人民的佃租，餍足之后，只知道射猎玩乐，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之后发达国家大力推行应试教育，试图提供给每个个体相同的起点。在这一假设的前提下，决定一个人是否能被名牌大学录取、被政府部门任用的标准是他是否有能力，而不取决于他的身世背景。

同19世纪的许多改革家一样，卡莱尔并非想创建一个经济上人人平等的社会，他坚持的是，财富的不均必须要有【合理的依据】。在以后的日子里，占有财富少的一方从社会得到的【合理的依据】是他们懒惰、暴躁、酗酒、狡猾、愚昧。他们不能用“坏运气”对失败提供可信的辩解，生活在其中恐怕更加困难。而那些财富和权势的获得者--社会的精英们，他们取得财富的【合理的依据】是他们聪慧、灵活、勤奋、踏实、把握住了机会。至此，社会学家完成了为精英的财富正名的过程。

成功人士的自传被疯狂印刷，每本书中都有一个出身贫寒但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的励志故事。大众在被这些故事激励的同时，也默认了其财富的正当性。

在贵族统治制度下，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完全取决于他的家族历史和名望；而在新的社会秩序下，人的社会地位只与每一代人的自身成就相关，特别是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成就。

“如果你天天阅读的是这样一些梦呓的东西，你又如何不成为一个势利者？”萨克雷曾在批评贵族生活过多出现在报纸上时愤然感慨过，而在精英崇拜中，没有人再质疑是否存在别的评判标准，在这种标准里财富一文不值。

身份焦虑的内因--对爱的需要

要言之，人们追求显要的地位，无非是祈财、求名和扩大影响。然而，有一个显然不为权势规则所关注的字眼，却能更准确地表述我们心目中的渴慕，那就是“爱”。金钱、名声和影响只能被视为获得爱的途径--而非终极目标。

“他人对我们的关注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原因便在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

年幼时，我们一无所有，但仍然受宠爱。作为婴儿，我们无法用世俗或物质的方式来回报那些爱我们的人。这种宠爱是无条件的。我们可以吃饱打嗝，狂喊大叫而不顾他人感受，也可以不挣一分钱，不交一位有权有势的朋友，但是，我们还是周围人的人关注的中心。

一旦成年了，我们获得的爱转而取决于我们的成就：彬彬有礼，在学校里成绩优异，在社会上获得一定的声望和地位。这些努力也许能吸引别人的注意，但其动机和渴望相当平实，无非就是试图找回那种我们儿时曾有过的充分的、无条件的爱。

被他人主义，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这就是我们想要从一切行为中得到的价值。一旦感到自己被世界所忽略，人类天性中最强烈的欲望将必然难以得到满足。

势利者的影响是使我们产生身份焦虑的关键所在，他们最明显的特征并非是简单的社会歧视，而是在社会地位和人的价值之间完全画上等号。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几家杂志的约稿、几个专访的版面、几张和大牛的合影，并不能给围观者带来及时的利益。甚至一个总是积极向上，晒马甲线、度假照、美食照的朋友，也会引起势利者的关注。

这些不能及时兑换的潜质，之所以仍具有社交价值，在于它们显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它所包含的激情、勤勉、坚持这些特质，被看作是是成功的必备条件。除此以外，我们的确从中得到鼓舞，被激发出正向的能量，这无疑直接满足了潜在的愿望--获得爱。

身份焦虑的外因--比较、压力、挫败感

无限的可能性勾起了无限的欲望，无限的欲望虽然让我们充满劲头，但同样也引起了无穷的焦虑。特别是当我们拿自己和他人作比较的时候。

我们从来不会孤立地形成对事物（如财富和社会尊重）的相应期待，我们判断必然有一个参照群体--那些我们认为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只有同他们比较，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合适的期待视野。我们不可能孤立地欣赏自己拥有的东西，也不可能通过与中世纪的祖先进行比较来衡量我们现在的拥有。同样，我们也不可能仅仅因为自己身处一个繁荣富足的历史时期而沾沾自喜。只有当我们所拥有的同儿时的朋友、现在的同事、我们看作朋友的人，以及在公众领域与我们身份相当的人一样多，甚至还要略多一些时，我们才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但是，有些人的生活胜过我们千万倍，我们还能心安无事；而另一些人一丁点的成功却能让我们耿耿于怀，寝食不安。在《人性论》中，戴维·休谟这样写道：

“产生这种妒忌的不是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远远不成比例，反而是我们的相互接近...的确，人们认为越是不成比例，比较之下所感到的不快必然越大。但是我们可以从另一方面考虑，远远的不成比例，使我们根本不予距离我们很远的人物比较，或者就减弱了比较的效果。”

詹姆斯曾提出一个计算公式：

                                  实际的成就

             自 尊   =     ------------------

                                 对自己的期待

这一公式隐含了两种提升自尊的策略：其一是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其二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令人遗憾的是，西方社会并不鼓励人们降低对自己的期望，或者坦然面对人之将老、欣然接受自己肥胖的事实，从而提升个体的自尊，至于贫穷和卑微，更不为社会所容。相反，社会的风标总是在催促我们追求那些上辈人所不能从事的事业或拥有他们无法想象的东西。

直至今天，社会上仍盛行这样一种观念：只要你努力，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换言之，如果你现在不够成功，那么一定是因为你没有完全开掘出自己的潜力或者你的性格存在某些缺陷，而不是因为，可能你并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通过制定一套符合社会运行法则的评判标准，主流规范被确定下来，其它的可能性都被边缘化、异化甚至妖魔化。公允地说，这种始终奋发向上的社会氛围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拼尽全力，促成社会进步的可能，但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造成了盲目的跟风和焦虑：1946年还只有0.02%的美国家庭拥有电视机，而这一比例到2000年已经攀至98%。

这98%的美国人中，有多少是因为“大家都买了，所以我也需要一台”？

物质水平提高＝幸福感增长？

除了在发家致富和身怀美德之间建立相互关系之外，关于成功生活的现代理想同时还在赚钱和幸福之间建立了另一种联系。这一观点建立在三个方面的认识之上。其一，能够使我们幸福的东西并不是一件超乎寻常的难事。我们的身体知道它需要什么。其二，现代文明文明提供的工作和产品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些最重要的需求。其三，我们所支配的金钱越多，我们所能购买或支付的产品和服务就会越多，从而产生幸福感的机会也越大。

很多人对此组观点提出反对，其中最具有启发意义，且易于理解的当属雅克·卢梭和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在开篇之际就宣称，不管我们认为自己在思想上多么独立，我们实际上并不理解我们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现象。我们的灵魂很少直接说出自己需要具备什么，才能使自己满足，或者即使它们有时嘟哝些什么，它们的指令也往往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之上，或者干脆自我矛盾。我们灵魂深处发出的一点点微弱的声音将会淹没在这些外界的声音之中，而我们也会很容易地受到误导，从而使我们偏离了对我们生命中何者真正重要的，谨慎而艰苦的求索。

16世纪对印第安社会的报道认为，印第安社会虽然在物质上非常简陋，但在精神上却足以自乐：部落很小，成员之间关系紧密，讲求众生平等，笃信宗教，性喜娱乐，崇尚力量。

然而，在第一批欧洲人到达美洲的短短几十年间，通过与欧洲工业社会的科技和奢饰品接触，印第安社会的身份体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社会所重视的东西不再是一个人的智慧和理解自然的能力，而是对武器、珠宝和酒的占有。他们渴望得到的是银耳环、铜手镯、锡戒指、用彩色装饰玻璃制成的项链、冰镐、枪支、水壶、锄头和镜子。

这些新的爱好并非凭空产生，欧洲商人蓄意地培养印第安人的种种欲望，使得他们需要“那些他们从来都不需要的东西，因为他们此前从来没有拥有过它们，但贸易使这些东西成为必需品。”颇为不幸的是，这些成千上万的东西，不管多么令人梦寐以求，似乎并没有使印第安人生活得更加幸福。很显然，他比以前更加辛苦。

在1739至1759年之间，彻罗基部落的2000名战士大约猎杀了125万头鹿，以满足欧洲的需求。自杀率和酗酒现象开始上升，社区内部分裂成不同的团体，每个团体就如何分配那些来自欧洲的产品而争论不休。在印第安人内部产生了摆脱欧洲“奢饰品”的呼声。18世纪60年代，出现了“如果不能从对贸易的依赖中解脱出来，那么他们的部落就会面临灭绝的危险”的预言。

但为时已晚。印第安人在心理构成上同其他民族并无二致，他们轻易地为现代文明所创造的小小什物所吸引，从而拒绝听那些冲淡平和的声音。这声音描述平平淡淡的部落生活的乐趣，和傍晚时分空旷峡谷的美丽景色。

对抗身份焦虑的办法

作者也在书中提供了解决方法。通过提供另外的评价标准，我们在悲悯中能关照到除了财富以外的其他方面，那些美好的人性所能提供的力量和庇佑。

悲剧

仔细研读伟大艺术家的作品，阿诺德认为，你就会发现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致力于消除人类的错误，澄清人类的混乱，降低人类的痛苦。”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都心怀一种愿望，“他们或许根本没有使用明确的政治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愿望，但在他们的作品中，总有一种试图纠正我们的谬误，教育我们如何发现美丽，帮助我们了解痛苦，重新点燃我们对事物的敏感，通过让我们忧伤或大笑，培养我们感同身受的能力或使我们的道德观念平衡发展。”

几乎在每一部19世纪和20世纪的伟大小说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对标准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攻击或质疑。这些小说往往摒弃了以财产和血统来判断人的标准，转而采用道德标准来衡量人物的优劣高下。小说通过呈现被遗忘的人群的生活，对占主导地位的等级观念，在想象的领域起到抵制作用。

世人在讨论大多数悲惨的人的时候，其语气总是苛刻而有欠宽恕。如果让报纸来评价悲剧主人公的话，会出现以下的情况：

奥赛罗：因爱情而失去理智的移民杀死了参议员之女。包法利夫人：有购物狂倾向的女通奸犯在信用欺诈之后服毒自杀。俄狄浦斯王：因与母亲发生性关系而导致双目失明。

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些悲剧主人公严肃高贵，是因为作家教会了我们另一种评判成败的标准，使我们谦虚地看待自己应对灾难的能力，并同时引导我们同情那些已经遭受灾难的人们。

漫画和幽默

漫画里批判那些对待雇员的态度仍是赤裸裸的功利观点的企业家；嘲笑那些因自身工作原因，把客观、高效的思维模式带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牺牲了直觉感受和同情能力的律师、高层管理者；讽刺那些因破坏地球的能力而享有至高无上的荣誉的军界人员。幽默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身份焦虑，并把它维持在一个缓和而适中的程度上。

好多幽默都努力揭示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比我们妒忌心更盛，而在社会生活中更脆弱的人群；还有一些人在凌晨醒来时，为他们在经济方面的表现而痛苦万分；它还向我们说明，在一副副社会要求应该保持冷静的面孔之下，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点精神恍惚、神智失常--这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让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承认自己身上的一些痛苦的事实。

死亡和遗迹

死亡向我们揭示出我们妄图通过身份获得的各种意图都是极为脆弱、或毫无价值的。当我们身体健康。事业发达之际，我们从来不会去探究他人对我们的赞誉之声是出于真诚的感情，还是处于想从我们身上获得好处的、容易消失的需要。

虽然死亡的想法很可能被人滥用（如使他人惊慌失措，从而干一些他们从来都不愿意干的事情），但我们依然希望它能够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因为我们总是在追求目前最重要的事，而把我们真正喜欢做的事一再延迟，好像我们总是有足够的时间这样做，死亡的想法能够改变这一切。对死亡的思考能够赋予我们勇气，使我们能够摆脱社会对我们的期望中的那些毫无道理的成分。

独处也有类似的功能。当我们发现我们在乎的，只是那些不值得被考虑不在内的、浅薄的见解和看法，自然就不过分看重别人的评价。重视孤独的作用，有助于我们倾听内心的声音。

遗迹能够让我们放弃辛苦劳作，放弃我们自以为是的完美感和成就感。如果从1000年的角度来看待我们那些渺小的身份焦虑，我们将会非常难得地认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从而获得心情的宁静。

宗教

我们想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的愿望来自，当我们发现如果做一个普通人就意味着过一种连一般的自尊和舒适的需求都无法满足的生活，那么对上层身份的欲望则会变得异常强烈。在一个理想的基督教社会里，人们对自己不是获胜者的恐惧会因为尊严和资源的平等而减弱，进而易于控制。成功意味着兴旺发达，而失败意味着衰退消亡的二分法，也会随之丧失令人痛苦的清晰度。

这里有两座城市--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每个人都同时拥有两个不相干的身份：世俗的身份取决于一个人的子夜、收入和他人的评价；灵魂的身份取决于一个人灵魂的素质以及在审判日上帝眼中他的功过。这样一来，罗马模式所看重的东西--积累财富、大兴土木、百战百胜，在基督教的框架之下变得毫无价值。而另一套全新的关注--爱自己的邻人、行为谦恭、乐善好施、以及认识到自己的一切受上帝的控制--提供了获得基督教上层身份的途径。

波西米亚

1845年7月，一位美国19世纪最著名的波西米亚人，亨利·梭罗，在马萨诸州康科德县附近的瓦尔登湖北岸自己动手修建了一件木屋，并拌入其中居住。他的目标就是要检验他是否能够过一种外表简单而内心丰富的生活。“绝大多数的奢饰品，以及好多所谓的生活的便利设施，不仅不是必不可少，而且还是人类高尚情操的真正阻碍，”梭罗写道，为了颠覆他人所处的社会再拥有财富同值得尊敬之间建立必然联系，他还说，“一个人的富有程度是与他生活中不需要的东西的多少成正比的。”

一个人没有钱可能紧紧依偎着他资源选择把精力投入到别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投入到商业领域。他认为“简单”表明了一种自愿选择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被迫接受物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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