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谈（十二）下
中国的信奉是什么呢？最能代表古代中国信奉的是儒教伦理，韦伯认为，中国奉行的是典型的氏族控制下的家产制，经济活动中并非依靠管理主义与法律主义，而是依靠氏族中的家长和官僚阶层管理。家长与官僚深受儒家伦理影响。而儒教与现代性有龃龉之处，像儒家讲究“君子不器”，即君子要全面发展自己的素质，这使中国先进阶级与专业化分工交臂失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渐渐发现自己落后于西方国家，开始反思自己，从器物到制度，继而到思想。当时精英发现了儒家思想对资本主义的阻碍，干脆矫枉过正，直接全部打倒，直捣孔家店。儒家思想被打破，后来氏族、乡村精英被打倒，无论是城市精英还是乡村，思想体系与信奉全部混乱。好在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马克思主义，但是发展时间有限，且思想要与本土情况相磨合才能适用。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的信奉是空缺或混乱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进行了经济改革，目的是发展经济。较之经济建设，思想建设稍稍滞后。与西方相比，缺少了那种朴素的原始宗教精神，中国原先修身的那一套也早就没了，多数人的目光完全投向了金钱。同时，经济过程中定然会出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比如社会公平、教育、医疗、养老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大多数人认为靠制度，笔者认为一靠制度，二靠社会意识。制度需要修补和创新，但制度和政策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在制度发挥作用的这段时间中，社会意识则会发挥很大作用，如果大部分人在社会变革期间坚持诚信、守时、勤勉等品质，定然可以共度时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社会矛盾尖锐、信奉空缺，又缺乏积极的社会意识时，金钱和权势便乘虚而入，来补缺。这样，人们既不信奉新教伦理又不信奉儒教伦理，制度的修补与创新还在路上，大家便只信奉金钱与权势的力量。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选择绝不是愤世而嫉俗，或者服膺于什么。罗曼·罗兰有一句名言，叫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真相之后，仍然热爱生活。现在可能发展成一句鸡汤了，但是滋味仍值得品咂。因为身在庐山，不识庐山。家庭、学校和社会对下一代的引导通常不自觉的带有功利主义特色，比如对金钱、权势的推崇，一切行动都为物质生活服务。其实，这些引导看似有用，实则无用。一方面，这些言论徒增焦虑；另一方面，功利鼓励下的新一代堕入“精致的利己主义”，制度的创新、修补和信奉重塑的任务交给谁去干？功利教育的受益者不会考虑这两个问题，失败者根本没资格考虑这些问题，反而自暴自弃。有的道理，下一代需要清楚的知道，而非仅仅了解只言片语。
当今物质崇拜与功利主义愈会喧嚣尘上，徒寄希望于制度，而思想之毒不解，依旧我行我素，代代相传，问题不会解决。坚信意志与精神力量，将金钱、权势挤出精神领域，就是我们现阶段要养成普世的我们信奉的“中国人的信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