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学校的五楼，面朝洱海，俗称“海景房”。清晨，太阳从东方升起，阳光沉入海里，远远望去，层层金光在水面上来回荡漾。夜晚，灯火点点亮起，形成两条手臂，拥抱着洱海进入梦乡。

这座城市，总是踩着他缓慢的脚步，慢慢苏醒，又不急不躁地睡去。又配着众多坡度的山丘，你的脚步自然也慢了下来，反而更能欣赏他的美景。而我喜欢大理的风景，也喜欢踩在这边土地上的人们。

九月至今，我在大理待了半年。上学期时，又做了个项目，采访十个大理的外来人。于是接触到了各式各样有趣的人们，受枪伤的特警，回国的富二代，上海的工程师，河南大学的应届生，酒吧驻唱的吸烟女孩，等等等等。而又因为他们，我认识了更多的人们，画家，编剧，僧侣，流浪汉。他们的故事，色彩缤纷，像是冷冰冰的钉子，一颗颗扎在我的血液里。我像是一个洱海上的渔夫，打捞着沉在他们心里的故事。

那个受伤的特警叫海哥。豆瓣约他时，我倒是没想到他的话和他的体重一样有分量。我们约在了一家茶店，阳光正好，海哥穿着很随意，灰色的T恤衫裹不住他肥胖的肚子，以至于我一直在怀疑，他是不是特警。随着了解的深入，好多疑问在我心里慢慢地消散了，反而对眼前这个男人另看了一眼。海哥说，他是孤儿，从小和他弟弟相依为命，十八岁进了军队，军队就是他的家，战友就是他的家人。后来因为某些原因退伍当了特警，又成立了个救援队，赴四川汶川地震参加救援。直到上年任务负伤，队里给批了假，他才来大理了。住了家青旅，在那认识了老板娘娜姐，和老板Jean,又在洱海边见了一外国人欺负中国小伙，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了那小伙，收他做了徒弟，一起带回了青旅。后来，我去了那家青旅，见了娜姐，东北女人的豪爽，也见了Jean，南方男人的委婉。还有海哥的徒弟，大约比我小四五岁，总是一言不发，目光呆滞，像是生活有了巨变似的。

那天傍晚，我们四个就在楼顶上，吹着风，喝着茶，坐在圆圆的垫子上，痛快地聊天。天色灰蒙蒙的，对面的阳台上，挂着些白色的布，随风轻轻地摇曳。海哥总是聊着聊着，就停了下来，娜姐便配合着拿起茶壶给大家重新沏满。过了一阵，海哥就继续聊说，Jean插科打诨似地偶然打趣着他，气氛总归没有那么严肃。大概是处于军人的纪律，他的故事总像是空了些什么似的。而这些空白里，包含着很多的愧疚和落寞。看似活得潇洒，嬉笑怒骂，不可一世，却常常说得泪眼婆娑，如鲠在喉。我明白，他那些亲似家人的战友许多在任务中牺牲了，而这些任务，却是他心里想说却又无法言说的故事。

中秋时候，海哥带着我们几个去了学校下面的军营，那里的连长刚好是他的战友。想来，这是我人生头一次和这么多陌生人一起吃饭，奇怪的是，我没有感受到一点儿的尴尬。此后，我们便很少联系了。

我最后一次采访是上海的工程师，他主动联系了我两次，说想聊聊。于是，我们就选了学校的奶茶店，不同于前面的几个人。他的工作只需要一台连着网的电脑便可以了，老板人在美国，公司设在上海，允许员工在家办公，他不喜欢上海的雾霾，而更喜欢田野般的生活，憧憬着下班后，就能面朝大海。于是，便来到了大理。他或许是我见过最没有故事的人，来大理，只是因为喜欢。他总羡慕九十零从小接触了网络，有更宽容的心胸容纳这里人的想法。我知道，在大理有着很多的伪文青，打着文艺的口号逃避现实的生活。然而，我并没有真的这个容纳他们。或许我比较幸运，所遇到的人们，只是城市里的伤心人罢了。大理只是他们的疗伤地，却不是他们的避难所。

我也并非认为他们错了，随意评判别人的人生对错，本身也是一种傲慢，我更没有这样的资格。然而，在我沿海的那个小城市里，我总看到许多在努力着的人们，哪怕命运女神将长矛插过他们的喉咙，使得他们发不出声来，他们或站着，或跪着地挣扎在生存线里。

小隐隐于林，大隐隐于世，“心远地自偏”或许更让人值得敬佩。

想来，前些时候，我路过古城的一个酒吧，看见一女孩抱着吉他坐在长凳上，对着麦克风轻声地唱着民谣，门口一只金黄色的金毛，朵拉着脑袋，抱着前腿，趴在门口，水汪汪的眼睛忧虑地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此时，暗黄的灯光迷离地隐在她的脸上，显得格外得耀眼，我这才看清了她的模样，原来是我采访过的驻唱女孩。又让我回忆起头一次见她的样子，昂着头，从口袋中拍出一包烟，熟练地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深深地吸了一口，再缓缓地吐出，可真帅气。

她不也过得挺开心吗？

这是我理解的大理，淳朴的人，摇曳的海，叠层的山。不知不觉慢慢喜欢上了这里。本科在金华，在师大待了四年，师大一直我的母校，但我怎么也爱不上金华。反而来了这，爱上了这儿的山水，算是补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