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给人带来憧憬和期望，有时却是疲惫和遗忘。

穿刺检查已经过去一个月，中间被约去面谈两次，却都是告诉我还没有进行集体会议，无法确定诊断结果。NHS体系的弊病由此可见一斑，系统为病人预约好时间，但医生可能还没收到检查结果，见了病人也无话可说，只好打道回府，下次再来。值得一提的是，任何病情资料都无需病人保管和携带，系统内的各级诊所和医院都能在电脑里看到病人的检查结果和诊断、手术报告。终于第三次门诊时，一位印度裔的男医生（看来印度人学习真的不错）向我告知了结果，他们和另外三家医院总共十五名医生开会讨论，一致认为我的甲状腺结节应为恶性，伴随部分淋巴结转移，急需转往上级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当时在房间里的，还有一位温柔慈祥的大婶，胸前别着“特别护士”的铭牌，不时地对医生的话进行补充，或者回答我们的问题。医院通常会为癌症病人配备一名特别护士，如果病人就诊之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与他们进行联系。护士们针对不同的领域，像我的这位特别护士就专长甲状腺类疾病。门诊结束时，医生紧紧地握了下我的手，表示很遗憾告诉我这个消息，希望我能坚强勇敢，他们会一起帮助我度过这个艰难时期。那一刻，仿佛有很多种感受交织在一起，起初的紧张与恐惧，后来的麻木和放任，决定手术的匆促和担忧，在此时都融为一体，又轻轻地流走。

尽管内心五味杂陈，表面上我却很淡定，连医生也感到惊讶，他说我的反应出乎意料，有许多病人的反应是很激烈的。其实是他温和的笑脸，关切的眼神彻底打消了内心最后的一丝疑虑，既然素昧平生的人都对我的健康付出如此诚挚的关心，自己又如何能不勇敢？几年过去了，我早已不再盲目地害怕，对甲状腺知识的了解和多次看病的经历已经使我和它之间像老熟人一般，如今幸运地遇到英国最好的甲状腺手术团队之一，所有曾经的彷徨都化为平和与坚定。感谢过去的犹豫和退缩，没有那些日子的积淀，也不会有我如今的成长。得病之后，很多人说我坚强乐观，我不否认，只是看似大大咧咧的背后是无数次在网络上搜索资料，聆听不同医生的意见，与病友交流，和深夜的辗转反侧。人类是多么疲惫的生物，努力复习了很久才能考出好成绩，流汗了几个月才能减掉肥肉，就连生病，都要打起精神面对才有可能痊愈。

两个礼拜后，我终于走进了圣玛丽医院的大门。这所医院是英国王室的御用医院，许多皇室成员例如威廉王子和他的三个孩子都出生在这里。它与之前就诊的中型医院都属于伦敦帝国学院的一部分，医生们经常一起交流研讨，地区医院无法施行的手术也会转来这里进行。被幸运地安排过来，正是因为圣玛丽医院内的一位权威外科医生参加了那次讨论会，看了我的所有资料后，直接要求转给他的团队来治疗。我搜索过他的很多信息，网络时代让人足不出户就能了解一个人。应该说，他是英国目前最好的甲状腺外科医生之一。十年前他就主持了英国第一例达芬奇机器人甲状腺手术，多年的手术案例中从没出现过喉返神经损伤的情况。他带领的团队中有许多优秀的年轻医生，术前术后的若干次谈话中，遇到过不同的面孔，同样的彬彬有礼，专业又不失温和。整个治疗过程中去圣玛丽医院的次数是最多的，它无疑在我生命中拥有重要的一页。这里有着太多的回忆，第一次听医生说明手术方案时的懵懵懂懂；炎热的夏日午后手忙脚乱的术前检查；长长的声带检查仪器伸进鼻孔，又从口腔出来时的尴尬和狼狈；做病史问卷调查时完全听不懂工作人员的问题，只好直接看电脑屏幕回答的无奈；抽完二十多管血液后护士小姐姐温柔的拥抱；当然还有迷宫般交错纵横，让人如无头苍蝇般乱撞的建筑结构。没来英国时，从未想过第一个熟悉，日后常常回忆起的地方不是西敏寺，也不是伦敦眼，而是一座医院。轻车熟路的并非是充满维多利亚风情的景观道路，而是从家到这里的换乘路线，公车坐到哪里，地铁从哪站换乘，我不用再依靠导航，悠闲而笃定地像进自家后院。

这样的熟悉带来了安全感，渐渐地对伦敦也产生了说不出的依赖与亲切。不再害怕川流不息的车和扑面而来的人，不再烦恼时时淅沥的雨和常常阴霾的天，往返于圣玛丽医院的日子，让我自信和强壮。医生们会轻松地问着我的职业和生活，了解我的性格与喜好，我们之间更像是朋友，尽管可能仅仅是一面之缘。这样的关系让人安心，试着去遗忘治疗疾病的本质，更趋向于是体验一种生活，只是有人在山野荒原，有人在万顷碧浪，而我是在医院中去感受和体验崭新的生活。圣玛丽医院提供了精确的诊断和严谨的手术方案，它的另外两个姐妹——汉默史密斯和查令十字医院接过了后续手术和放疗的重任。这里更是我观察伦敦和英国的一扇窗口，望出去的世界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却是真正属于我的，异乡中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