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导师，也是院长
2013年的4月底，C行培训完成。正式入职时间规定为7月1日，之前以学院延迟发放三方协议为借口的我，再次接到C行通知：尚未签订三方协议的应届毕业生，请尽早前往人力资源部签订，以免影响正式合同的签订。
事实是此时我的三方协议，早已和Z行签订。
经过了Z行直接了当的催促入职，和C行的润物无声的集体培训，我已经彻底选定了C行。可是现在拦在我前面的是，手上没有三方协议。
我回了一趟学校，星期一早上刚上班，我就找到了学工办管就业指导的女老师，了解基本情况后，她告知我，三方协议有统一的编号，每个学生只有一份，很重要，直接关系到学校的就业率。而且签订完三方协议再要毁约重新签订的，原则上不允许，一是这种做法，会使得学校的就业指导工作变得混乱、难以管理，二是会影响学校和用人单位的关系，使得用人单位在来年招聘时有所顾虑。同时还劝我：你看你签的这个单位多好啊，大银行呢，好多人想去还去不了呢，还改什么改呢？
难道我就这样成为Z行人了？不能去C行了？那些有趣的小伙伴以后也都是我的竞争对手了？
可这些念头一闪而过，我突然想起，这位女老师前面说的是“原则上”，原则上不允许，就意味着应该有原则之外的特例。
此刻我想到两个人：一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他同时还是商学院院长；二是研究生学工办谭主任，之前参加篮球比赛的时候打过几次交道，喝过几杯酒。
而即使我的导师位置更高，学工办兴许会卖他三分薄面，但实际的决定和经办权，都在学工办，所谓县官不如现管，学工办谭主任不点头，这事还是难办。
但导师在研究生阶段，就是各位研究生的老板，掌握着项目、经费、还有研究生答辩、毕业的生杀大权。就业这种事，肯定还是要先向老板汇报。
相对谭主任，我明显跟老板就熟了许多。我去到了老板的办公室，说明了来意，他了解了具体情况，便给我透了底：“院里每年还是有这种指标的，既然你来，就说明你已经想清楚了，我这边是没意见的。”我心里如获大赦：“毕竟是自己的老板，也没跟我来虚的，挺好。”
得到了老板的肯定，我心里就有底了，径直去找了谭主任。运气不错，谭主任也在，虽然官不大，但是我也是恭恭敬敬的喊了谭主任好，并诚恳的说明了我的需求。谭主任看我还是个熟脸，便跟我聊了几句，我有意无意的透露了已经给我的导师商量过，并略微夸大的表示导师也很支持我的选择，认为就业是人生中的大事，的确要慎重选择。
磨了一会，谭主任算是答应了我的请求：“这也就是你，才开这个口子，不要跟其他同学说。”仿佛卖了我一个很大的人情，虽然我知道这个口子并非我为一个人而开，但是也用掉了这个口子里面的一个指标，赶紧谢了谭主任。然后接过他开了一张条子，要求回商学院找导师签字、院长签字、党委书记签字，然后将原三方协议交回再换新。
平时在学校看书、做笔记、打印论文、考试，接触的纸也不算少了，可这张薄薄的纸拿在手上，却显得格外的沉重。我又跑回了商学院找到我的导师，他没说什么，很痛快的签了字，又去找到书记，书记看到我的导师已经签字，随便问了两句，也在下面签署了“同意”和自己的大名。
差不多在学校转了两个圈，我也有点累了。走出大楼我抬头望着校园里晴朗的天，虽然我的导师没有直接打电话给谭主任，谭主任嘴上也是卖我的人情，实际上“熟人好办事”这个五字真经，却远比不上“商学院院长”这个五字名号，而且我们新上任的副校长，就是商学院院长出身，我的导师，则正是这位副校长离开商学院时的接班人，这里面可能又多了一层微妙的关系。
校园的天是那么的碧空如洗，学弟学妹的笑是那么的无忧无虑，可我的心情却有点感慨：权力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它看不见又摸不着，却实实在在的触及到各个区域，实实在在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它能为你开路，也能为你关门，难怪人们为了它明争暗斗，难怪人们为了它求之不得却又屡败屡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