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有自杀念头的格雷琴
我叫格雷琴，37岁，服用抗抑郁药多年。
现在只要是我能记得的部分，都是在与情绪抗争。那种负性情绪是那么强烈，我几乎就要控制不住它们在自己身体内的涌动。
记得在青春期时，我曾点燃一根烟来进行自残直至烟燃尽。此后，家人曾陪我去过好几次精神病院，都被诊断为双相障碍伴严重的焦虑障碍。
药物能够带给我一定的缓解，却无法根治在我内心深处那种强烈的自杀念头。为此，我参加过团体治疗，并尝试了多种减压的认知技术。可是我的抑郁与焦虑症状并未好转。
我已经承受了太多太多，如果这次还不能好转，我打算在下一个生日之前自杀。
格雷琴用一种陈述事实般的口吻告诉我，她打算在下一个生日之前熔化掉自己。
“熔化掉自己”？这个词给我一种强烈的预感，在她的家族史中一定有过重大的创伤事件。因为在以往的案例中，我发现密切关注来访者叙述时的“用词”很关键，这是帮助我们发现症状背后创伤事件的线索。
“那么，你打算如何熔化掉你自己？”我询问她。
“我打算跳进一个工厂的熔铁炉，这个工厂是我哥哥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格雷琴几乎没有什么情绪，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说“我的身体很快就将化为灰烬，甚至在它触及熔铁炉的底部之前。”
我感到有些震惊，无论在她的言语之下隐藏的是怎样一种感受，我知道那都深藏在内心很深的地方。
同时，“溶化”和“化为灰烬”这两个词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这让我想起在1993年的时候，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的精神病学、神经科学教授瑞秋·耶胡达开设了一间治疗大屠杀幸存者心理问题的诊所，她探索了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孩子的PTSD神经机制，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有着较低的皮质醇水平。
备注：有两个医学名词需要解释一下。
皮质醇：一种应激激素，能够在经历与创伤后帮助我们的身体恢复到正常水平。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PTSD的发病率报道不一，女性比男性更易发展为PTSD。
PTSD的症状包括：抑郁、焦虑、麻木、失眠、噩梦、惊恐思维、易警觉或“激怒”。
耶胡达和她的团队还发现，那些患PTSD的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生来就有和他们父母一样较低的皮质醇水平，这使得他们更容易再经历上一代的PTSD症状。
更可怕的是，如果在我们的父母之中有一个人患有PTSD，那么我们就有3倍的可能产生PTSD的症状，这种代际PTSD是经遗传获得的，而不是来自我们直接暴露在父母所经历的创伤事件中。
有趣的是，50%~70%的PTSD患者也都达到了重度抑郁、其他情绪或焦虑障碍的诊断标准。
产生皮质醇较低的因素除了PTSD，还有慢性疼痛综合征、慢性疲劳综合征。
在格雷琴来我的工作坊之前，我已经参与过许多经历大屠杀家族的后代进行治疗工作，并学会了让“核心语言”来引导我。我需要格雷琴对我说得更详细些。
我问她，在她的家庭里有没有人是犹太人，或者经历过大屠杀。
格雷琴一开始说没有，但她突然停了下来，并想起来了关于她祖母的事情。
她的祖母出生在波兰的一个犹太家庭，但在1946年去美国时转为信仰天主教，也在那时和格雷琴的祖父结婚了。两年前，她祖母的整个家族都在奥斯维辛的烤炉中丧生，他们被强制吸入毒气，浸没在有毒的蒸汽中，之后被烧成灰烬。
格雷琴知道他们家族史的基本情况，却从来没有把它和自己的焦虑、抑郁联系在一起。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她的用词和她所描述的感受，并不源于她自身，而是来自她的祖母，还有那些丧失生命的家族成员。
2
找寻创伤
那些创伤的片段沉睡在他们每个人之中，当它们已经过于沉重时，就需要在某一代中处理。
为了加深格雷琴对“核心语言”的理解，我在办公室中间的地毯上放了一对泡沫橡胶脚印，以此代表她祖母的鞋，并引导她试着想象站在祖母的鞋面前。
我引导她去想象，当失去了所有至爱的人时，她的祖母可能会有怎样的感受。
为了使她更进一步地去体验，我问她是否愿意站到那对脚印上，把自己当作祖母，在自己身体内去感受祖母会体验的感觉。
格雷琴说，她感觉到一种强烈到无法抑制的丧失感与沉痛感，还有孤独与寂寞。她还体验到了大多数幸存者都会有的一种内疚感，因为至爱的人都被杀害了，而自己却活了下来。
为了更好地处理创伤，让来访者直接体验埋藏在身体内的感知，这通常是非常有用的。当格雷琴能够体验到这些感知时，她才认识到，她从记事起就一直伴随着的那种焦虑、绝望，还有自杀的愿望是与她逝去的家人深深相连的，并不是来自她本身。
她也明白了，她担负起了许多她祖母想要放弃生命的冲动。格雷琴真正理解这些后，她开始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家庭，她的身体也开始舒缓，仿佛有种东西长期在她身体里盘旋，而今终于放松下来了。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的不可思议，当我们的家庭中若有人经历了不可承受的创伤，或是承受着强烈的内疚与伤痛，人性的本能会让他们总是倾向于选择回避。
可是那些被抑制的让人无法承受的伤痛会逐渐加剧，直到它找到了某种途径来表达。
这种表达在后代身上的体现往往是一些难以解释的症状。
当前，还有很多像杰西和格雷琴一样的人承受着家庭代际创伤所带来的痛苦，但我们的社会给他们的选择是有限的。
通常，他们可能会咨询医生、心理师或精神医生，并且会接受药物或其他治疗，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但是，尽管这些途径所获得的方法能带来一定的缓解，可他们依旧不能痊愈。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