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一场“互联网生存挑战”在北京、上海、广州展开。三天三夜72小时的时间里，挑战者们依靠主办方提供的现金和限额信用卡在封闭的房间里生存，维持生命的食物、水和一切生活用品必须通过网络解决。
在参与各方的配合下，12位挑战者只有一位因不会拨号上网退出，其他11位都完成了挑战。
在今天，这样的挑战显然不成立，绝大多数普通人足不出户就可以购买到生活所需的各种商品，微信、在线视频等通讯和娱乐应用，也可以保证沟通和娱乐所需。这个在当时被视为新奇、甚至有些“荒唐”的实验，已经演变成了一些年轻人青睐的生活方式——“宅”。
2020年初的这一场疫情，更让所有城市市民体验了一把“宅”。社区普遍实行封闭式管理，每户家庭每3天指派1名家庭成员外出采购1次（3天1户1人1次），快递、外卖实行无接触式配送。
在互联网已经无孔不入渗透到我们生活的今天，生存试验可能需要挑战的是，屏蔽一切电子设备，彻底脱离互联网，能够封闭多少天。
“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句话如今不足为奇，但在二三十年前有这个思想，那是挺厉害的。
“数字化生存”这一概念是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1995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一书中提出的。按照他的解释：人类生存于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生存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应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从事信息传播、交流、学习、工作等活动，这便是数字化生存。
《数字化生存》作为互联网启蒙时代的“圣经”，最初是尼葛洛庞帝从1991年开始发表在《连线（wired）》杂志上的文章，由于读者反响热烈而集结成书出版。
1996年，中国最早一批互联网分子将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引入中国，就此“互联网”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强的力度闯进了中国普通人的视野和生活。
20年后，当这本书在中国再版时，尼葛洛庞帝认为不需要修订。他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意味深长：“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
尼葛洛庞帝在全书里都在热情拥抱着数字未来，同时也对数字化生存的黑暗面有所准备。侵权盗版、文化破坏、数字窃取、不正当监控等都被他一一列出，但他仍然认为，数字化的未来值得期待。
他甚至提出，随着数字化生存带来的分权效应，民族国家概念弱化，天下日趋大同。在为《数字化生存》20周年纪念版所作的短序中，他承认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大的误判，因为当今世界中“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管制在升级，贫富鸿沟在加剧”。对于这一现实，解决方案是“全面、彻底地开放互联网”。
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面临数字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算法主导下的内容分发模式，带来“自我封闭”的危险，使我们丧失了很多接触未知的机会；沉浸在虚拟的快餐文化中乐不思蜀，让我们分不清什么是真实；网络大V毫无根据的一个截图一句就10万+转发，当事人辟谣收集资料上传证据也难以自证清白……
当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孩子逐渐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他们对这些已经暴露出、或者可以预见到的问题，比如个人隐私与社会公开性的冲突，安全与自由的冲突，政府监控与个人自治的冲突，繁荣创意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冲突，日益包罗万象的网络平台与亟待伸张的用户权利的冲突等等，应该会有足够智慧找到更好的处理办法。
站在2020年再回头看这本《数字化生存》，书中一切已经成真或者尚未实现的推测，都值得我们去探究或者反思，并以此改进我们的行动。因为这场数字化革命还远未结束，我们正好身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