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1884—1957），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字诚之，江苏武进人。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吕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1923年出版《白话本国史》四册，是较早的一部有系统的中国通史，对当时史学界很有影响，后又著成《吕著中国通史》两册。晚年从事断代史研究，先后出版有《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著作，还著有《中国民族史》《史通评》等书。吕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勤于著述，其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当时得风气之先，《吕著中国通史》堪称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此书由开明书店于1940年出版上册，1945年出版下册。出版后甚受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曾数次重印。可惜当时正值多事之秋，此书的作用和影响很快被独裁、内战和饥饿所掩盖，以致绝版。
绪论
领读摘引：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那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的么？无疑，是数十年的作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已往的事情多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
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已往的事情，通统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已往的事，通统记牢呢？然则要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已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彀了。然而这又难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它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评鉴参悟：
吕思勉先生不愧为史学大家，所思所想所悟所书处处皆干货，他在《绪论》开篇提出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继而通过剖析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体悟告知我们研究史学、学习历史的积极意义和价值所在。归结起来就是用所学知识武装自己，把价值观转化为方法论用以指导实践：“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学好历史学，如同掌握了一把利器，手提着一座明灯，前方矗立着一座灯塔，可以帮助我们在不辨进退、行路艰难时找到继续前进的方向，进而少走弯路，相较于旁人更易走上通向幸福彼岸的捷径。投机取巧、投机倒把、自作聪明地走捷径必然是不可取的，但如果通过自己的学识、判断、分析、能力找准方向，得行坦途捷径，则不往何为？
历史长河、当下世界、未来社会中，无数的故事、事件、趋势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化为历史。当我们把这些历史及时进行抽丝剥茧地提炼、加工，就好比在前行的道路上为自己设置了一个个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路标和记号，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
同时，我们也要时刻牢记，学知识、本领、技能皆不可急于求成、因噎废食，任何时候都需要我们把握适度原则，过犹不及，精进得当。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地学习历史、实践经验，将为我们插上通向成功路上的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