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联邦工党在布里斯班举行大选誓师大会，前总理基廷在会上发表了火花四散的演说。
他说新的工党政府应当解雇那些情况头子，因为他们是些疯子(nutters)，在对华关系上有点竭斯底理(gone berko)。
他还嘲讽总理莫里森是“戴着棒球帽的化石(a fossil with a baseball cap)”，抨击自由党没有提出任何政策，既没有宏大视野(no panorama)，又没有远见(no vista)，只有涓滴经济学和五年之外的减税(Trickle down economics and a tax cut five years away)。
对于政治咱们还是少碰，不过关于这个涓滴经济学倒是可以说道说道。
涓滴经济学，英文叫trickle-down economics，也被翻译为下渗经济学。是指给大企业或富人减税，最终会有益于每个人包括穷人，就象涓涓细流一样会从上而下滋润到每一粒土壤。
涓滴经济学的所谓涓滴效应，据说起源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罗杰斯说，把钱都给富人，希望它可以一滴一滴地流到穷人手里(Money was all appropriated for the top in hopes that it would trickle down to the needy)。因此，涓滴经济学在左派经济学家口中，是一个贬义词，用来批评供给端经济政策。因此，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学术用语。
但涓滴经济学却常常成为右派经济学家鼓吹市场自由与减税的理论基础，尽管他们并不明确提到这一术语。里根总统时期可算把它发扬光大了，并因此创造出了“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
里根的经济政策主要有四个方面：控制政府支出的增长，降低联邦所得税与资本增值税，减少政府管制，控制货币供给以降低通涨。这四大支柱中起码有两个可以归于涓滴经济学的范畴，降低税收是最明显的，而控制政府支出则与此相辅。甚至减少政府管制也可以归于广泛的涓滴经济学范畴，因为税收其实是政府管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里根的经济顾问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更是提出了拉弗曲线来说明税率与税收之间的关系（见下图）。
拉弗曲线是个钟形曲线，在税率为零和百分之百时，税收收入为零（零税率当然导致税收收入为零，而税率为百分之百时，则没有任何动力去从事经济活动，于是税基就成了零）。在这之间，一开始随着税率的提高，税收收入会增加，但当税率增加到一定程度后，税收收入反而会减少。这是因为，加税会带来两种效果相反的作用。税后收入降低，有的人会觉得需要继续努力以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准；而有些人则觉得得不偿失，不如歇着。在拉弗曲线所描述的体系里，在达到最大收入税率之前，第一种作用起主导，而在这之后，则是第二种作用越来越占上风。
据说拉弗曲线最早成形于一张餐巾纸上。1974年，拉弗在试图向福特总统的高级顾问解释当时经济疲软的对策时，画出了这条曲线。那个时候，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主张以凯恩斯主义来解决问题，也就是扩大政府支出来刺激需求。但拉弗认为问题不在于需求不足，而在于过重的税收负担和太多的政府管制而阻碍了生产，从而又进一步影响了政府收入。
显然到里根执政时情况并没有改善，拉弗认为当时美国的税率已经高于能产生最大税收收入的水平，必须减税才能提高税收收入。而后来的实践似乎也支持这一点。从1981年到1988年，美国的最高边际税率从70%降到了28%，而联邦税收则从5990亿美元增加到9910亿美元。
当然，拉弗曲线更多地是一个经验曲线，不同研究得出的最大税收收入的税率各不相同，从30%到70%不等。
另外，最大税收收入的税率与最佳税率也不是同一个概念。由于税收对经济的扭曲作用，造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最佳税率应当是造成社会福利损失最少的税率。
最后，严格说来，拉弗曲线与涓滴效应之间还差两步。拉弗曲线反映的是税率与税收收入之间的关系，涓滴效应则指减税会造福所有人。所以，首先要证明减税能刺激经济，这点估计拉弗曲线致少能部分证明，因为如果减税能提高税收的话，那起码说明税基扩大了，也就是经济活动水平提高了。其次，要证明经济发展了，所有人都受益。
虽然里根经济学的成果充满了争议，反对者认为它带来了收入差距和债务的扩大（八年间债务增加了三倍），但更多的人认为它是成功的，里根也被认为是近代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里根经济学的成功主要表现在结束了滞涨(stagflation)，经济增长强劲，美国经济总量在他任期内增加了三分之一，平均年增长率达3.6%，高于前八年年增长2.7%的平均水平；人均GDP年增长率达2.6%，也高于前八年1.9%的平均增长率。中位家庭实际收入八年间增加了近4500美元，是前八年的3.5倍。失业率虽然在1982年底时曾达到11%（也许是经济改革初期的阵痛吧），但从那之后一路下降，到他离任时降到了5.4%，比他上任时下降了两个百分点。即使是被人诟病的贫富差距，也并非那么不堪。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在他离任时与上任时一样，都是13%，并没有增多。
当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难以将其归因于单一政策。自从Robert J. Barro于1991年发表的关于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开山之作后，大量因素被发现与增长有关。有名的是Xavier X. Sala-i-Martin在1997年发表的那篇做了400万次回归的论文，其中识别了59个因素，涵盖政治、地理、种族、文化、宗教与经济各方面。
尽管如此，通过一些简单比较，仍然可以发现减税对经济发展有好处。比如，布鲁金斯研究会2016年一份关于所得税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报告，比较了18个发达国家1960-64到2006-10年间GDP平均增速(下图纵坐标)与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变化(横坐标)之间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GDP增速与税率提高有一定程度的负相关，也就是说，降低税率会提高GDP增长率。
美国国会研究局2012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下图)，1945年到2010年间，美国最高边际所得税率以及最高资本增值税率与投资呈负相关。换句话说，降低所得税（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最高边际所得税率曾高达90%）或资本增值 税会促进投资。这恐怕是减税会刺激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
澳大利亚的数据也支持降税的激励作用。下图是税收占GDP百分比(横坐标)与当年GDP增速(纵坐标)的散点图，两者也呈一定的负相关，虽然由于省略了很多因素而使得拟合度比较低。
如前所述，减税是通过增加投资来刺激经济的，而投资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如果把税收占比与下一年的GDP增速作散点图对比(下图)，则负相关更为明显：斜率更大，拟合度更高。
至于减税是否会有益于穷人，这里恐怕要分相对与绝对两个方面。相对来说，减税，特别是降低最高边际税率，会增加贫富收入差距，这已为许多研究所证明。下图是OCED国家税收占GDP百分比与基尼系数的散点图分析。图中红点为澳大利亚。不论用直线还是曲线拟合，税收占比与基尼系数间都呈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税收占比都高，基尼系数越低，收入差距越小。
澳大利亚有限的纵向数据也呈现类似关系（见下图）：税收占比越低，基尼系数越低，贫富差距越小。
不过，如果把最左边的那个离群点（outlier，为2010年的数据）去掉，则二次曲线的拟合度明显优于直线，提示税收占GDP比高于一定数值后基尼系数（收入不平衡度）反而会上升。这个税收占比值，图上显示的实际统计数据是28.7%（1997年数据），回归拟合曲线提示的最低基尼系数的税收占比是29.4%。目前的税收占比是27.8%。
但从绝对方面来说，水涨船高，底层民众的收入应当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虽然提高幅度不一定有高收入民众的增长幅度大。
更有意思的是，澳大利亚的数据显示，随着税收占GDP比增加，最低10%的个人或家庭收入反而会减少（下两图）。换言之，降低税收会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
看来，在分蛋糕之前，还是要想着如何把蛋糕做大。而在做大蛋糕方面，涓滴经济学起码起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