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山
范国强
在我喜爱的一些中国古代文人写的散文游记中，印象最深的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苏轼的《石钟山记》和柳宗元的《小石潭记》等。但最早接触的，还当推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那还是在上个世纪中叶，年仅十六岁的我与四个同龄知青一道下乡落户在鄂北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小山村闭塞、幽静，没有电灯，更没有电视，我们耕耘之余的最大爱好便是在煤油灯下看书。仅有的几本书被我们争相传看，好的诗词和篇章便共同吟诵，这共同吟诵的便有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夏日的傍晚收工以后，我们荷锄肩担去菜地浇水，五个知青走成直行，一路高声诵读“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诵读声随风远去，化入天籁。这幅诵读浇圃图从此便成了我几十年来梦中萦回的一道永不消褪的风景。
庚寅年八月中旬，我有幸去南京开会，翻阅地图，无意中发现欧阳修文章中写到的“环滁”的滁州就在南京附近，我心中窃喜，瞬间勾起了对四十年前那幅图景的回忆。回程当晚我就专程绕道去了滁州住宿，次日天刚拂晓，草草用罢早餐，便兴冲冲驱车直奔琅琊山了。琅琊山位于滁州市西南，离滁州市区不足十里，感觉拐了两个弯就到了山脚下。这山脚下也不俗，旁边建了一座颇为精致的停车场，足可停放上百辆小车。隔离车位的一排排立柱上书写的都是宋人语录，自然以欧阳修《醉翁亭记》散文中的语句居多。停车场边正在建商业街，那商业街古色古香，袭的大致也是北宋格调。很显然，这琅琊山风景区的设计者是在借欧阳修的名气精心做琅琊山的旅游文章哩。
琅琊山在历史上本无名气，其声誉鹊起实在是因为有了欧阳修这篇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山以文名一说无疑在这里得到了充分证实。琅琊山山势不高，其主峰当地人称摩陀岭，海拔也不过两三百米。据史料记载，琅琊山在东晋以前本没有名字，关于琅琊山山名的由来有三种说法，一是唐代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在山间兴建寺院，东晋元帝司马睿任琅琊王时曾“寓居于此”，而改其山为“琅琊山”；二是西晋镇东大将军琅琊王司马伷率军出涂中（指滁水流域）灭吴，吴主孙皓“诣伷请降”献玺于此，因而山称琅琊；三是“人以其有似于山东东海之琅琊山，故亦名琅琊”。此三种说法孰是孰非，后人分析司马睿较为可信，其依据是前有唐代滁州刺史李幼卿采用此说，后有宋时文学家王禹偁认定此说。尤其是王禹偁的《琅琊山》诗有注曰：“东晋元帝以琅琊王渡江尝驻此山，故溪、山皆有琅琊之号”。中国人素来重视考古，有名望的古人说的话总是更具权威的。欧阳修来到滁州的时间是庆历五年，即公元1045年，他与琅琊寺的住持僧智仙和尚一见如故，很快结为知音。智仙和尚特在山麓建造了一座亭子，欧阳修常同朋友到亭中游乐饮酒，“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醒能述以文”，欧阳修兴之所至亲为作记，这就是《醉翁亭记》的由来。醉翁亭因此而得名，琅琊山也因此而驰远。但我多年来对欧阳修的自号“醉翁”一直存疑，欧阳修于公元1007年至1072年在世，仅只活了65岁，按现在的人的平均寿命，这个年龄段只怕到死也不能称之为“翁”的。但欧阳修却是在前推20多年的40来岁时就自号为“醉翁”了，这里面究竟有多少带有戏谑人生的意味呢？
从琅琊山脚逶迤步行向上，是一道绵延数百米的山坡，信步之间不知不觉便到了山门，山门是一座极精致的牌坊，构式为八柱双檐，琉璃筒瓦复顶，吻兽镇伏双脊，巨幅镂花门额中间镌刻着苏轼书题的“琅耶山”三个厚重有力的大字。“琊”何以写成“耶”？是苏轼的笔误，还是宋代时两字本就是一个字？我浑然不解，倒是这山门内如嵌在相框里的景深分明的美丽风光吸引了我的眼球。急切买票踏进山门，这便如置身仙境了。但见林荫匝地，山道通幽，路边茂林修竹，野草繁花，满目青翠欲滴，风景怡人，看不尽的佳绝妙处。如果说当年欧阳修所描述的琅琊风景仅是一片未加雕琢的山林而充满着野趣情调的话，今天的琅琊山则到处是精雕细刻的盆景而洋溢着浓厚的人文氛围了。琅琊山的主要景点有野芳园、醉翁亭、深秀湖、琅琊寺、南天门、丰乐亭等处，但最赏心悦目的还当推醉翁亭。当然今天的醉翁亭也远非昔日欧阳修所处的醉翁亭了，它已成了一片堪与江南园林相媲美的景区建筑群，有九处不同风格精巧别致的建筑，人称“醉翁九景”。醉翁亭中有一碑刻，上刻有笔力遒劲的《醉翁亭记》全文，也是苏轼手书的。对《醉翁亭记》这篇文章，历来有“欧文苏字”之说，苏轼作为欧阳修的学生，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他的手书无疑为这篇游记增色不少。徜徉在醉翁亭上，欣赏着周遭的风景，沉浸于当年的幻象中，恍惚间我似乎模糊了时空的概念，仿佛真觉得自己也置身于欧阳修的众多宾客之中了。
这几十年来，我曾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重温《醉翁亭记》，有时真的产生过这种想法，倘若我当时真的有幸是欧阳修众多宾客中的一员，在觥筹交错起坐喧哗之际，我会不会不知轻重地问他一些当时不当问的什么？这些话题会不会触及他心中的隐痛而与醉翁亭上的气氛不协调？因为，按一般人的思维定式，欧阳修当时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此时此刻的他心境应该是无论如何不可能“乐”得起来的。欧阳修何故被贬滁州？据史书记载，他当时是“负谤遭谪”，所谓“谤”乃是“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说白了是诬陷他与外甥女有暧昧关系。皇帝开始时还不相信派人查证，其政敌诬陷者左丞相夏竦则买通了查证密使，终使此罪铁板钉钉。欧阳修一生素以刚直正派著称，却被人以道德败坏坐罪，夏竦此计不可谓不毒辣，给欧阳修来一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让欧阳修斯文扫地。当然真正的原因并不在此，欧阳修在从政的历史上曾两次遭贬，这次是第二次，而两次的直接原因都与范仲淹遭贬有关。欧阳修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朋党也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他是并不否认和讳言与主张新政的范仲淹等人是朋党的。庆历五年，新政失败，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相继罢官外放，这时欧阳修正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他既没有学有些投机者见风使舵以求自保，更没有效那些下三滥落井下石反戈一击，而是一面“自劾乞罢”，以“同其退”，一面继续“触逆鳞”上了一封《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极力为之辩解。在当时几乎是一边倒的情况下，宋仁宗当然听不进他的正确意见，欧阳修同遭贬谪也就成为必然。由此我们知道欧阳修的被贬滁州纯粹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其他，由此也使我们对欧阳修的人格与人品更多了一层敬佩。
我们已经知道了欧阳修被贬滁州的真正原因，我们自然不能否认，政治上的失败和政敌们的毁谤不可能使他当时能有好的心情，但欧阳修的不简单却是他不仅不灰心丧气反而以“乐”的形象呈现在世人眼光之中。这种一反常态开始很使我感到惊讶，但细思又很快释然。从欧阳修那激情迸射的文字中我们不难受到感染，他发自内心的这种“乐”绝对不是可以伪装出来的，我分析其中至少包含有三种成分：一是山水之乐。古人曾说仁者爱山智者乐水，作为既是仁者又属智者的欧阳修可谓兼而有之。琅琊山有山有水“蔚然而深秀”，回归大自然的欧阳修自然感到无比欣喜，“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此时，热爱大自然的欧阳修很自然地从心底喊出了这千古的绝唱；二是与民同乐。在欧阳修于同一年写的另一篇《丰乐亭记》中，他这样写道：“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又说“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欧阳修是一名既忠君又爱民的官员，很自然地将与民同乐视为官员履职的一种责任；三是心态常乐。欧阳修身居贬所之所以能够以乐自处，他在《答李大临学士书》中说得明白：“修在滁三年，得博士杜君与处，甚乐。今足下在滁，而事陈君与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能达于此而无累于心，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必与贤者共，然后登临之际有以乐也。”这里说的“达于进退穷通之理”和他在另一篇《尹师鲁墓志铭》中说的“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是同样意思，即身处逆境而志气不屈、虽遇灾祸却泰然处之的宽阔胸襟。按“乐”的层次来划分，这第三种“乐”才是不容易做到的“乐”，堪称为这三“乐”之源，或之首，其他两“乐”均因其而生、而傍。诚然，欧阳修抒发的此种“乐”与范仲淹所阐发的彼种“乐”还不同，与范仲淹几乎同时写下的《岳阳楼记》中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相比，范仲淹的那种“乐”反映的是更崇高的一种思想境界。坦白来讲，欧阳修的这种“乐”还未达到这一步，但毫无疑问同样也是值得推崇的。
比欧阳修去世正好晚两百年出生的一位元代诗人虞集在游览醉翁亭图时曾写下这样一首诗：
醉翁四十漫称翁，
宾客相随乐意同。
前引朱幡垂白发，
花开山谷几春风。
让我们姑且视欧阳修的自号醉翁之举浪漫多于戏谑吧，就让这副图景永远在琅琊山在历史上定格：一介白发醉翁形象的欧阳修将永乐醉翁亭上，而他深情凝眸的琅琊山水在世人心中将春风不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