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觉得，是村庄的沉默，使我也渐渐同父亲一样，染上了这样的性格：不吵，不闹，甚至看不出悲喜；偶尔的波澜，也不过像村庄里那一两声无关紧要的鸡鸣狗吠。
那是一个土地和人一样稀少的村庄。没有壮实的马、欢叫的毛驴，常见的牲畜不过些慵懒而不知死活的牛和猪。到了现在，被大村庄嫌弃的各种小型机器悄然潜入，牛越发少见，嗷嗷叫的猪也没剩下几头。这些村庄的象征和村庄人一起，一年年地减少，一年年地沉默。
我是在什么样的时刻降临到这个村庄，母亲没有告诉过我。我不清楚自己的到来，不知道村庄是否曾为一个女婴的哭喊而无奈地感慨；我只记得，这小小世界的沉默，和我的离开。
那一年，我十四岁，终于在最斑斓的年华考上了镇里的实验中学——两个姐姐的母校。那是一个除了扎眼的升学率之外，没有任何值得倾心之处的地方，尤其是那杂冗而沉重的伙食费。由此，录取通知书的不期而至，自然没招来家人多大的欢喜。
通知书不过是薄薄的一页纸，拿在手里好似随时要飞舞。牵着牛绳的黄昏里，被晚霞挑逗的村庄依然沉默；和着秋风歌唱的，只我一人。
那时，充饭卡是要交粮食的，踏上那辆锈迹斑斑的二手自行车，驮着一袋新收的谷子，在那个没有夕阳陪伴的秋暮，我开始了光明正大的逃离。
通向村外的大路只有一条。车辙轧过那上面的每一粒尘土，隐痛的村庄注视着我慌张的背影，没有说一句话。它自有它的方法。
它只用了七天的时间，就抓住了我这个失败的冒险家。
学校是寄宿式的，每个周末准许回家一次。当时，两个弟弟已随外出谋职的父母迁到城里上学，姐姐们也就读于市里的高中。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口袋里明明有足够进城的车费，但是从第一个周末开始，每个周六的傍晚，还是不自觉地从老榕树底下推出了那辆落满树叶和尘埃的自行车。
漫长的两个小时。没有同伴的时候，来来往往的每张脸都因为一种相同的气息而变得不那么陌生。沙哑的车铃遥响着，每一个熟悉的转角，都默默传递着一个温暖的信息。
这让我错误地以为，即使是一个人，回村庄的路也并不算寂寞。
我不知道，原来寂寞一直在背后追赶着我，从喧嚷的学校，直到自行车轮印上旧石板的那一刻，老屋，和这整个村庄的沉默。
我知道，我已经没办法遗忘。那些挥之不去的图影，一年年地在我思维的每一个空隙里不住闪现。那断裂的檐木，在枯草间碎成了花的青瓦，破落的蜘蛛网。木门上睡着的那把锁，还在守着五个孩子的梦吗？
村庄没有回答，我知道它永远不会给我任何想要的答案。
它只是默然地，一夜夜出现在我的梦里，叫我清清楚楚地听见自己在那片土地里的每一次呼吸。
我听见风，和雨。我嗅到冬阳和馨香的彩虹。我看见那些金色的黄昏里，我的自行车压碎了层层叠叠的落叶。我看见自己把两瓢水倒进漏气的老水井里，吃力地摇出一担清灵灵的生命的泉。
生锈的铁锅被铁丝球刷得铮亮。熏黑的厨房里一点点溢出白面饼的甜香。我往那口通红的灶里添柴火的时候，黑夜悄悄吞噬了这个沉默的村庄。我洗了澡。把白面饼端到堂屋，关上所有的门窗，然后打开柜子里的那台黑白电视，和泛黄的灯光一起，享用着我的晚餐。这是一个不安分的夜里短暂的息宁。之后，电视被搬到了窄窄的房间里，在紧靠着木床的书桌上，吵吵闹闹，到第二天的朝阳普照。
我不记得自己何时在那片特意制造的热闹里睡去，我数不清老屋和村庄在夜里的声声叹息。
我回来，我的脚步声驱赶不了它们的沉默。我彩色的衣裳取悦不了斑驳得不成样子的泥墙。我找不到一双耳朵听自己说话，村庄永远不回答。在每一个抓心挠肝的瞬间，这放肆侵袭的落寞让我在烈日里忍不住再次逃离。
我不由自主地回来，又迫不及待地离开。我知道，村庄的沉默里有一种魔力，掌控着我一次次的去来。
二十年有多长？轰隆隆的火车一路北上，把重重叠叠的思念带到远方。我在每一场南来的风里，嗅到它的气息。我知道，它在那里，这沉默的村庄，它一直守在那里，等着一群人的归来。等着，每片树叶的安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