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宋国迎接自己的弱冠之年，弱冠（20岁）之后，孔子与宋国亓官氏家族的一个女子结婚，婚后不久又回到了鲁国。回鲁国的第二年，孔子的儿子出生了。鲁昭公听说孔子生了孩子，派人给孔子送了一条大鲤鱼，表示祝贺，孔子非常欣喜，他想起17岁那年受辱的场景，看看今天鲁昭公送来的这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当即决定，儿子的名就叫鲤，字就叫伯鱼。鲁昭公赐鱼，让孔子感到光荣，更让孔子对鲁昭公充满感激之情。这种感激之情，伴随了孔子一生。

三年之前，孔子17岁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家臣阳货都看不起他，根本就不承认他士的身份。三年之后，国君鲁昭公为什么要对一个刚刚20岁，尚未出仕做官的年轻人如此恩宠和重视，给予他这么大的礼遇和荣耀呢？答案只有一个，孔子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的学问水准，足以获得当政者对他的尊重。孔子能够获得当时上层社会的认可 ，在那个时代，只能是六艺。可见，孔子到了20岁的时候，就成了“六艺”专家，成了国家最需要的人才了。

鲁昭公给他送来的 ，实际上不是一条鲤鱼，而是：一，士族的身份证；二，进入官场的候补证。获得国君的认可和褒奖，几乎相当于通过了后世科举考试的（廷试）殿试。孔子在鲁国的前程，终于曙光初现。

鲁昭公赐鱼不久，鲁国的执政上卿季平子就聘请孔子到他家去作委吏（仓库保管员）。第二年，孔子又做了季氏的乘田（管理牧场）。孔子当时做这样位卑而禄薄的职务，非常认真，司马迁说他“料量平”，“畜蕃息”。

孔子因其才能和德行，从委吏到乘田，最后，得到当政者的赏识，甚至得以进入太庙，协助祭祀礼仪。这表明他已经进入上层社会。就这样，孔子一边为官谋生，一边坚持学习，向着人生和学问的深度掘进，一个思想的大师、道德的圣人，就要出现。

孔子之所以由凡人成为圣人，无他，好学而已。孔子曾自信的说：即便十户人家的小村邑，也一定有如同我这样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这样爱好学习罢了。好学，一切缺点可望改掉，一切不足可望弥补。一般而言，聪敏的人大多不好学，不刻苦；地位高的人大多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所以，能做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比较难得的。孔子的好学还体现在外出求学，30岁之前，至少两次出国，第一次是19岁的时候去了宋国。第二次是去郑国向子产学习。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恭敬侍奉的老师，有老子、蘧伯玉、宴子、老莱子、子产，还有孟公绰。孔子和子产是一对忘年交，是典型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子产去世的消息传到鲁国，孔子哭着叹息说：“古之遗爱也。”（子产这样的人，是伟大的古代文化培养出来的一个仁爱之人啊。）

子产去世这一年，孔子刚好30岁。经过多年的磨砺和上进，30岁的孔子终于步入他的而立之年。

怎样才算立？两个指标：一是社会的认可，二是自身的境界。孔子三十而立，社会认可的标志性事件是，参与会见来访的近邻大国——齐国国君齐景公及其名臣宴婴。孔子的立，主要体现在他自身精神境界的创立。通过长期不断的学习、求索、思考，他创立了自己的价值观。孔子在此时弃官不做，辞去了在季氏家的职务，创办了“私学”。以便自己的职业和事业能相容不悖。孔子之前的学校都是官办的，学生都是贵族子弟，主要教一些周礼、一些《诗经》，还有基本的从政能力。这叫官学。孔子是私人办学，所以叫私学。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在孔子看来，真正的好老师，不仅要有知识，而且还要有头脑，有眼光，对人间是非、善恶美丑有价值判断力。并以此去甄别、判断，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光有知识，只能算是立起来的“书橱”。

孔子创办私学，首先解决了自己的经济来源（孔子的学费并不是统一标准）。其次，找到了自己独特的人生之路，找到了自我实现的最佳途径。通过私学这条道路，他的职业和事业实现了最好的结合。他用自己的方式，介入政治，干预社会，推行主张，宣传思想，实现理想。孔子的私学，培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独立知识分子。独立知识分子的出现，表明这个社会有了道义的阐释者、承担者和弘扬推广者。

孔子创办的私学，可以说是真正的“大学”。大学的内涵，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对于技术的学习，而是提高德行，是养成人格，然后改造社会。这种学问的目的，就是学着让人“大"起来。如果没有学着让自己大起来，那就是小人；如果学着让自己大起来了，那就是大人，君子。所以说，大学就是大人之学，就是君子之学。它立足于培养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力，让人学会对世界上纷纭复杂的事物做判断，同时培养人的高贵品性和气质，养成人的大眼光、大境界、大胸襟、大志向。用现代的话，孔子私学的教学目的，就是让人“成人”，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

孔子的私学，生源很复杂。《论语》里面有四个字：有教无类。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在孔子之前，非贵族子弟是没有受教育权利的。孔子的有教无类，让各个阶层的人、各种出身的人都来受教育，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水平，使中华民族从一个愚昧的时代进入文明的时代。孔子教育学生，根据学生不同的禀赋、性格给他们制订相应的教学方案，施以不同的教法，这就是“因材施教”。

孔子有两个贵族子弟：仲孙何忌（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在这两个人和鲁昭公的帮助下，孔子到周朝国都洛邑向老子求教。鲁昭公在孔子人生的两个最关键的时刻，都帮了孔子，而且都有象征意味：“一条鲤鱼”象征着国家、政府对孔子身份、地位的肯定。由此奠定了孔子在鲁国的地位，并为他以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搭起了上升的阶梯。这次孔子外出向老子求学，鲁昭公提供的“一乘车、两匹马、一竖子”，象征着国家、政府对孔子创办的私学的肯定、承认和支持。孔子所办，虽为私学，却获得了公家的首肯。

孔子到了周，见到了老子 ，向他学礼。老子说：“君子如果时运好，得到明君的帮助，就可以出来做官，做一番事业；如果时运不济，没有明君，那就不妨随波逐流，一切听之于命运。”老子提醒他：知道进，还要学会退；知道勇，还要学会怯；知道直行，还要学会迂回；知道坚定，还要学会灵活……这种教导，对于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30多岁的孔子来说，是非常及时和有益的。孔子性格中的弹性，与世周旋，就是受了老子的影子。孔子从洛邑学成归来后，私学的境界又提升了，名声更响亮了，规模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