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送到看守所，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警察对我进行了搜身，解除了我的皮带、鞋带、手表、眼镜等，并剪掉了我羽绒服上的铁扣，所有可能让我自杀的一切物品，全部被清除。

在法院没有宣判之前，所有涉嫌犯罪的人都被称之为“犯罪嫌疑人”，只有法院宣判之后，才是“犯人”。看守所称关押嫌疑犯的房间为“号子”，每一个新来的嫌疑犯首先会被分配到“过渡号”，一般一个星期之后，就会从“过渡号”转到其他“号子”，无特殊原因，犯罪嫌疑人会在这个“号子”一直待到去监狱服刑，这种“号子”被称为“死号子”。

进入过渡号，看到一溜通炕铺上睡满了人，地上还打着地铺，睡了四个。还有两个人坐在凳子上，见我进来，其中一个站了起来对我说：“先去睡觉，十二点起来值班。”

我见时间已经十一点半，便说：“算了，不睡了，值班是干嘛？”

那人说：“一个班两个小时，就是坐在这里，如果有谁打呼噜，你就去推一把，如果有人生病，你就马上报告干部（警察）。一会有人跟你一起值班，他会教你。现在什么都别说，大家都睡了，别吵着人家。”说完递了一根烟给我，并掏出打火机给我点着。

我道了声“谢谢”，找了个角落蹲下，不再说话。

在审讯室，老警察告诉我他姓杨，是负责我案子的主办人。他递给我的，是一些代客理财合同，有我签的，也有另外一个人签的。看到这些合同，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因为我是证券分析师，又经常在一些电视台和电台露面的原因，身边的朋友都很信任我，纷纷将资金委托我理财炒股，还介绍了不少人给我。我经常要讲课、出差、写分析报告等，没有太多时间，便成立了一个工作室，招了几个人帮我接待客户，其中一个，便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的发小蒋杰。

谁知道，蒋杰不满足我每个月给他几千元的工资，趁我外出讲课或者出差的时候，以工作室的名义，与客户签订合同，收取保证金，然后告诉我，他有朋友要打钱给他，他因为欠了银行信用卡的钱，不敢用自己的账户，让朋友将钱打入我的账号，我再取出来给他。

我当然不会怀疑他。更要命的是，客户也不会怀疑他，因为保证金是打入我的账户的。关于客户委托我理财的资金，蒋杰会告诉客户，现在名额已满，需要等一段时间或者说现在市场不好，暂时不要投资等等。客户自然不会怀疑，反而觉得蒋杰这人实在，在为他们着想。

发现问题的，是我的助理。当时我在南城，她在电话中告诉我，最近有一些客户来工作室，都是蒋杰接待，而且也拿了合同，但是都没有将合同给到她。助理问蒋杰，他说客户还在考虑，没签，合同在他那里。因为是我的发小兼好朋友，助理也就不好说什么。但是多次这样，助理就起了疑心，所以打电话给我。

就在我疑惑的时候，另一个电话完全证实了我的猜测。打电话给我的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叫彭浩。彭浩在跟我那个朋友吃饭的时候，无意中提到自己已经签了合同，给了保证金，但是一直没投资的问题，希望我朋友能够走个后门，先安排他的投资。

我朋友对蒋杰一直就有成见，感觉事情不对，便告诉了彭杰我的电话，让他问问我。

至此，真相大白。我马上赶回东洲，找到了蒋杰。面对我的质问，蒋杰承认了他挪用保证金的事实，至于原因，他说是因为赌博输了不少钱，被追债。

事已至此，我知道责怪他也没用，唯有自己解决。看在发小的份上，我确实不忍心报警。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这个行业，本来就属于灰色地带，我不想给自己惹麻烦。一方面，我让他通知客户拿钱出来投资，另一方面，对一些不愿投资的客户退还保证金，当然，这些钱都是我垫付了。

此次事件，让我元气大伤，于是，我结束了这家工作室，离开了东洲，专心做我的证券分析和金融讲师，即便后来再次成立私募，也都是我的学生，我亲自接待，不假手他人。

本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谁知道半年后，我接到电话，说他是我的客户，交了保证金签了合同，但是几个月了，还没开始投资。而与他签订合同的，正是蒋杰。我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事件，我让他去找蒋杰，解决不了再打电话给我。

但是恰恰就在第二天，我的手机掉了。考虑到我的号码是东洲的，而我长期在南城工作，于是，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没有去补卡，而是重新办理了一张南城的手机卡。这也为以后我的定罪埋下了伏笔。

一年后，客户报案。工作室是我的，合同是我的，保证金打入的是我的账户，联系不到签合同的人，也联系不到法人，警方认定，我与蒋杰共同策划了这起诈骗案，便有了前面的那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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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我只能说，这个世界真的很小，怎么会这么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