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按照历史书的理解是指东汉瓦解后，三国到两晋的时期，它涵盖了分别由曹操父子、刘备、孙权建立的三国以及东晋、西晋等朝代。这是一个神奇的时期。首先，在政治上，它处于长期分裂的状态，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蔡琰在《悲愤诗》中写到：“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大意是说士兵们破坏了野外的庄稼、围攻了城池，其所到之处家破人亡，他们不断斩杀百姓，死人的骸骨相互交错。尽管该诗以记叙个人的不幸遭遇和惨痛经历为主，但当时社会的混乱、百姓的悲惨生活从该诗中可见一斑。其次，在经济上，由于北方的长期战乱等不利条件，北方的中原人民纷纷越淮渡江，向南方地区迁徙，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高潮。曹植在《门有万里客行》中提到：“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行行将复行，去去适西秦”，即一名原本来自朔方的客人从北方迁徙到南方的吴越地区，但他迁徙的日子并未结束，不久他便要迁往西边的秦国。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迁徙之频繁。
写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政治方面还是经济状况，魏晋时期都难以达到过去的秦汉时期的国家大一统、经济持续发展的高度。但就是这样一个政局不稳、经济发展缓慢的时代，却被不少后人称颂，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瞩目的时代之一。学者宗白华有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此话不假。由于儒学崩溃、佛教传入、老庄玄学盛行以及时局动荡等多种原因，魏晋文人的文学创作热情高涨，文学佳作频现，如曹操的《短歌行》等。而文学文化的精彩纷呈，是绝对离不开创作者的迥异心绪、丰富的想象力等诸多因素。由此，我们不可避免地将目光投向一个光芒四射的群体——魏晋名士。
魏晋名士，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他们凭借自身的八斗之才成就着文坛的成长与新变；而抛开一切，作为活生生的人，他们以一个个特立独行的真我，为后世留下了无数传奇。曾发出“礼岂为我辈设也”的豪言的阮籍是魏晋名士中的一员，他在登上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时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他也在驾车狂奔至前面无路时流露出穷途之哭……胸怀壮志、不羁放纵，这是魏晋名士的缩影之一；曾于雪夜行至友人家门前而不入并坦然道：“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的王子遒是魏晋名士中的一员，他在房间起火时神色安详，不慌不忙地离开房间……率性自然、不惧生死，这是魏晋名士的缩影之一；曾以《竹林七贤图》轰动名士圈的戴逵也是魏晋名士中的一员，面对武陵王司马晞以厚礼邀请其入府弹琴，他愤而摔琴明志：“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才华横溢、珍爱自我，这也是魏晋名士的缩影之一。很显然，魏晋名士中的突出人物及其鲜明事迹数不胜数，桩桩件件，发人深思。
但若论及魏晋名士中有谁最具名士风骨，最能代表魏晋风华，答案肯定是不唯一的，说是引起一番争议也不为过。如若问到我，我想，非嵇康莫属。是的，就是那个在临刑时傲骨凛然，弹下千古绝唱《广陵散》的嵇康。
嵇康，何许人也？嵇康，字叔夜，曾任中散大夫。其父嵇昭，官至治书侍御史；其兄嵇喜，早年以秀才身份从军，后历任太仆等职。与琅琊王氏等世家大族相比，嵇康的出身并不显赫，放在名门望族成堆的魏晋名士圈中，嵇康无法凭出身取胜，那他究竟凭什么成为魏晋名士中最具名士风骨，最能代表魏晋风华的人？
魏晋时，对名士的家庭背景固然重视，但更看重的还是其形貌与风神。不然，为什么王坦之之弟王阿智出自一直享誉至唐朝的太原王氏，却没有在名士圈留名？不就是因为他顽劣异常，不具备名士应有的形貌与风神。话又说回来，嵇康的形貌与风神怎么样呢？
据《世说新语》记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而更具传奇色彩的是，有一次嵇康上山采药，竟被樵夫误以为是仙人下凡。可想而知其仪态风姿到底是多么迷人出众。一句话总结，单论长相外形，嵇康在当时的地位绝对不亚于现在任何一个当红“小鲜肉”。哪怕到了后世，每每谈及中国古代十大美男，尽管大家的看法不一，但嵇康必定是榜上有名。例如王世贞有言：“每叹嵇生琴夏侯色，今千古他人览之，犹为不堪，况其身乎！”试问，凭着这样的神韵体态，嵇康为什么不能成为魏晋名士？为什么不能代表魏晋风华？
当然了，光凭俊朗的外表就留名于魏晋名士圈、流芳于后世，这未免会让人有底气不足之感，大概嵇康也感觉到了，所以他用他的才华与人格魅力成为魏晋名士的典范。
作为一名文人，嵇康所创作的诗有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而以四言成就较高。他的四言诗是继曹操之后又一批成功之作。他的诗以表现其追求自然、高蹈独立、厌弃功名富贵的人生观为主要内容，这与他的人生轨迹大致相同。其最著名的作品，当数《与山巨源绝交书》，在此文中，嵇康喊出了足以概括魏晋名士心境的口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尽管这最初有讽刺司马昭之意。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称：“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刘勰在《文心雕龙》对嵇康的评价是：“嵇志清峻。”“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因此，嵇康的作品及作品风格与其人格性情之间有密切关联，嵇康本人对自己也有相对清醒的认识。这在普遍自傲的魏晋名士圈中显得有些难得。
同时，嵇康十分擅长弹琴，他有一组叫“嵇氏四弄”的琴曲，影响十分大，隋炀帝曾将弹奏这组琴曲作为取仕条件之一，可见其琴技之高超。至于书法、绘画，对嵇康而言，根本不在话下。例如，后人称其书法“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时集，群乌乍散”。
总的来说，嵇康的才华在多方面都有展现，而且还是那种动不动就留下作品并被后世传颂怀缅的才华。试问，这样一个全能型人才被划入魏晋名士的行列有何不可？又为何不能将他称之为魏晋名士的典范？
才高八斗的嵇康似乎让人心生距离，但他也有可爱的一面。在“打铁”这件事上，嵇康表现出超脱世俗的热爱。他不是因为一时头脑发热而打铁，而是长年累月地打铁，说他是全身心投入也不为过。据说嵇康的院里有棵柳树很茂盛，于是他就汲水环绕它，每到了夏天，就在柳树下打铁，他的好友向秀来帮他拉风箱。而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有一柄制作精巧的铁杖，据说就是嵇康的作品。尽管这些都是传闻，有待考证，但不可否认的是，嵇康对打铁这事的确很上心。在那个热衷于清谈玄学、品人识鉴等诗情画意之事的魏晋名士圈中，嵇康此举算得上是一股清流了。当时有没有人评论嵇康打铁这事？有没有人对此事不齿甚至因此看不起嵇康？我想应该有吧，毕竟一个吟诗写字的文人去打铁，从古至今，除了嵇康，可能没有其他人了吧。但嵇康才不管这些，诗照样作，字照样写，铁照样打，最终成就一代名士。试问，此般洒脱恣意、率性自然，不正是魏晋风华的精神所在吗？既如此，把具有这一风范的嵇康作为魏晋风华的最佳代表何错之有？
嵇康是可爱的，又是可敬的。嵇康生活在司马家完全控制曹魏政权的年代，他本人则是曹家女婿，很自然的，嵇康与司马家完全合不来。在他看来，司马家父子净会耍权术，不是诛杀名士忠臣就是辱君专权，其罪行罄竹难书。因此，对于司马昭的多次聘请，嵇康都避而远之，甚至对好友山涛推荐他做官这事感到太生气，洋洋洒洒地写下传遍魏国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将矛头隐晦地指向司马家：“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司马昭自然是知道的，他对嵇康的不满正在积攒着。吕安事件的发生最终让惨案发生了。嵇康不忍好友吕安因兄长看上自己的妻子而被以“不孝”之名诬陷，怒而发声，继而被以“吕安同党”等罪名收押入狱。此时，司马昭想起嵇康对司马家的厌恶之情及其《与山巨源绝交书》，杀心渐起。而钟会的一句“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和三千太学生的上书求情终于让司马昭坚定了对嵇康的杀意。
钟会是谁？他与嵇康一样，外形俊朗，满腹才华。但二人都相互看不上眼。不过，钟会一开始很是欣赏嵇康的才华，曾屡次希望拜访嵇康，然而嵇康对为司马家效命的钟会不屑一顾，不是拒绝其拜访就是直接无视他。最经典的证明便是嵇康对钟会的拜访毫不在意，一直挥动铁槌，沉浸在打铁的世界中，直到钟会受不了了，准备离开时，嵇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钟会彻底“黑化”，从对嵇康的崇拜变为对嵇康的仇视，并在嵇康被杀的过程中成功地拱了把火。因为讨厌司马家，嵇康对依附于司马昭的钟会是一分好脸色也不愿意给，明明白白地将自己的不屑展现给对方，任凭钟会在司马昭跟前有多重要，任凭钟会的官位有多大，嵇康依旧不放在眼里。至情至性，说的就是嵇康这种人吧。魏晋风华，要的不就是这样的真实坦然吗？
虽然对历史进行假设是没有意义的，但有时仍忍不住想，如果嵇康能略略收起自己的锋芒，将对司马家的不满厌恶放在心中，而非狂放地外露；如果嵇康能稍稍圆滑些，哪怕是敷衍敷衍钟会，结局是不是会截然不同，或者说嵇康是不是可以活得更久。可是，倘若嵇康真的像设想般，那他还是嵇康吗？答案是否定的。嵇康之所以珍贵难得，正是因为他的激烈与刚直，他激烈地反抗世道的不平与黑暗，刚直地傲视着混乱的众生，这也是魏晋名士中难得的风骨。
那一天，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世说新语》对嵇康行刑前的记载不过是寥寥几笔，可也足以令人浮想联翩。一向骄傲刚烈的嵇康抚琴而坐，于指间传来千古绝唱，良久，曲终人散，从容赴死。此情此景，如何不让人动容？生来激越，死时沉静，士之风度，大抵便是这样的吧。
丰神俊朗、多才多艺而又接地气、刚正不阿、淡定平静……这是嵇康，是魏晋名士中最具名士风骨，最能代表魏晋风华的嵇康，是无数人心中的另一个自己。
嵇康，真乃魏晋名士之典范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