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与武当山古建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孪生”文化遗产，它们是由同一个皇帝、命同一批建筑大师、率同样的30万之众、按同一种建筑理念和法式，在中国一南一北两个不同的地方建造的代表中国古代最高建筑水准的文化遗存。
“武当异日必大兴”，这是武圣与先哲张三丰的一个预言。其实600年前当预言变成现实时，东方地平线上孪生了两座庞大的文化建筑景观，那就是北京的皇都故宫和秦巴的神都武当。这是一个历史文化之谜，600年了，在回望中，我们会钩沉出许多政治、历史与文化的趣味与启迪。
北建故宫，南修武当
当我们在翻阅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档案时，惊奇地发现，中国同时创造两个或两个以上文化遗产的帝王只有两个，那就是秦始皇嬴政与明成祖朱棣。严格地说，秦始皇只创造了一个半文化遗产，除“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外，我们所看到的长城主体多是明代所修;而朱棣却独创并留下了两个世界文化遗产，一个是故宫，一个是武当山古建筑。秦始皇因工程的浩大而亡国，明成祖因工程兴建而巩固了统治的根基。从这个角度上讲，在中国559个皇帝中，朱棣是独一无二的。
距今611年前的永乐四年(1406年)，在北京起兵并通过“靖难之役”夺得天下的永乐大帝就开始动工兴建北京城，永乐十五年(1416年)开始兴建皇宫(即故宫)，动用工匠约30万人，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皇宫修成。永乐二十年(1421年)朱棣由南京正式迁都北京。与此同时，从永乐十年(1412年)到朱棣去世的1424年，13年间，朱棣命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和工部侍郎(副部长级干部)郭璡等率30万众进驻武当山，建成从均州(今丹江口市)城内的静乐宫到天柱峰金顶之绵延70公里、关联完整而雄伟壮观的建筑33处群，计殿堂庙宇2万多间，总占地面积160万平方米，超过故宫72万平方米的一倍以上，构成庞大的道教建筑群。形成当时蔚为大观的“北建故宫、南修武当”的气势。
北京故宫与武当山古建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孪生”文化遗产，它们是由同一个皇帝、命同一批建筑大师、率同样的30万之众、按同一种建筑理念和法式，在中国一南一北两个不同的地方建造的代表中国古代最高建筑水准的文化遗存。
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回到朱棣的那个时代，两大波澜壮阔的建筑场景、一种气吞山河的战略气势，总会令人怦然心动，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
依照朱棣的安排，明初著名的建筑大师蒯祥、蔡信、陆贤、阮安等人，充分发挥各自的建筑天赋，比照南京城的模式，开始创作他们的两大杰作。故宫与武当山都遵循中国传统的建筑理念，按堪舆大师们的“风水”要求，既讲形势，又求理气。据当代遥感技术测定，明代北京建筑暗藏“双龙”，一个陆龙，一个水龙，而武当山也暗藏“玄武图”;建筑有阴阳与五行之分，北京故宫以“阳”为主，而武当山以“阴”为主，体现老子“负阴抱阳”的思想，“五行”思想在两个建筑中都有充分的体现。两地建筑基本上按照春秋末期齐国官方留下的《周礼·冬官考工记》的布局原则建造，“前朝后寝”、“左祖右社”。为了体现朱棣不敢数典忘祖的心态，在所有建筑都坐北朝南的前提下，武当山金殿破例朝东向南偏80°， 指向南京，形成北京、南京、武当山三地的空间照应。
故宫与武当山的建筑法式也十分相同。那72万平方米的故宫和拥有七十二峰的武当山，那两地巍然耸立的红墙，那具有“天地”象征意味的“门”和房屋间数，那同样杰出的“木结构”，那两地同样多的建筑之谜，那只有故宫太和殿和武当山金殿才能拥有的、中国最高级别的“重檐庑殿式”屋顶及屋顶上的大吻、走兽和宝匣，那“须弥座”台基踏道，那故宫太和殿七十二根柱子和武当山复真观著名的“一柱十二梁”，那斗拱、天花、藻井、建筑小品、建筑名称，那紫禁城和武当山两地都随处可见的真武画和真武雕像，总使人感到“皇城”与“神都”分辨不清。好在政治首都故宫在北方，武当山皇室家庙在南方，相距数千里之遥;故宫严格地按中轴线对称分布，而武当山建筑则依山就势，按空间纵深变化体现中轴分布;故宫以红墙黄瓦为主色调，而武当山以红墙绿瓦为主色调，以此为风格标志将二者区分开来。它们都是中国古典建筑学至高无上的古典创造。
特别令人称奇的还有：故宫有太和殿，武当山有太和宫;故宫有紫禁城，武当山有紫金城;朱棣还在武当山建了一个完全按照故宫的范式被后人称之为“南方的故宫”的玉虚宫，当故宫分为都城、皇城、宫城(紫禁城)时，玉虚宫也分外乐城、里乐城和紫金城，除了一个南方的故宫，还有一个被称为“挂在悬崖上的故宫”的南岩宫。最奇绝的是，在武当山天柱峰上供着的“金殿”是1416年在北京分块铸造成型，沿大运河、长江、汉江从水道运到均州，又从均州城运上离均州70公里地、海拔1612米的天柱峰，殿中真武铜铸鎏金像重达万斤，时人惊呼“天下金几尽”!朱棣之所以费尽心机铸造和运输金殿，原来金殿中有一尊像，据说武当金殿真武金像就是按朱棣相貌和体态塑成。《明史·太祖本纪》中说朱棣“王貌奇伟，美髭髯”。武当山真武像还真的都有长而飘逸的“髭髯”，酷似明成祖，据专家们把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明成祖画像与武当金殿铜像进行比较后，发现两者颇为相似，在朱棣发动的一场造神运动中，“皇帝”与“神”在武当山上合二为一。武当山建筑不是北京故宫建筑的简单再版，而是中国古代皇家建筑法式与充满宗教想象和浪漫色彩的道教理念的完美天才创作。
中国现代建筑大师梁思成说过：“建筑是艺术的创造。”建筑是诗，建筑是画，诗有诗意，画有画意，建筑也有“建筑意”。中国长达两千多年超稳定的社会结构，造就了中国古代建筑代代脉承的、超稳定的建筑形态，以至于我们很难断代区分各个朝代的建筑形态。建筑的“时间”感都浸含在建筑“空间”维度中，我们只能从建筑物的空间中去解读中国建筑的历史文化。而故宫与武当山是真正在“时间感”上高度一致的两大建筑。
武当的文化密码
理解朱棣迁都北京、兴建故宫之举的动因并不难，他需要离开建文帝的老巢南京，而北京有他起家的全部家当，更何况被朱棣的老子朱元璋打败的蒙古人无时无刻不在北部边境觊觎中原。他的这一举动，就为他以后的中国24个皇帝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安乐窝。身为一国之君、日理万机的朱棣在五征漠北、派郑和七下西洋、纂修《永乐大典》的空隙，为什么要劳师动众、亲自督修武当山建筑?我们从浩繁明史的缝隙间，似乎可以看到这个帝君心灵深处的一些微妙动因。朱棣在13年间为修建武当山连发了60道圣旨，从工程项目到人事安排都亲自过问，事必躬亲，直到临死前5个月的1424年2月19日，还为武当山建设下了最后一道圣旨。
背着“篡逆”、“僭位”之名上台的朱棣，无论怎么开杀戒，但那些被“理学”酱缸酱化的士大夫们就是不认朱棣的账，不埋朱棣的单。为了表明他的上台是天意神旨，他需要一个“神”。于是，如同他在北方起家一样，同属于北方的道教神——玄武被朱棣看上了。传说中的真武在武当山修炼42年飞升上天，在宋代被粗包装的玄武(即真武)又被朱棣进行了一番精包装，他决定在真武神的发源地——武当山建一个“皇室家庙”，感谢“真武大帝”对他的护佑与扶持。中国历史上虽有“两京制”，但都是建一个首都，一个陪都，而朱棣却别出心裁地弄出了一个另类的“两京制”，一个皇都，一个神都。“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缺乏神性的中国人第一次有了一个如同西方梵蒂冈、中东耶路撒冷一样看得见、摸得着的神城，这是朱棣的独创。朱棣卖力地推崇真武，极力渲染这种神话，骨子深处，最终不过是为了抬高皇权、树立皇威，目的是要人相信明成祖夺得皇位得到了神的赞助，是天命所归，借此改变“篡逆”的形象。
同时，他需要一个有别于孔孟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思想的“精神家园”，中国土生土长的道家与道教在汉代、唐代、宋代之后又一次被统治者派上了用场;他还需要证明他的文武之道和实力强大，希望通过“北建故宫、南修武当”实现南北并建，加强他北迁后对南方的统御。当时，还有一个令朱棣下定决心大修武当山的原因，就是建文帝之谜。朱棣攻占南京后，他的侄儿建文皇帝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成了他的心腹之患。世间盛传建文帝跑了，化妆成和尚、道士跑了，他分析来、分析去，认为最有可能藏匿的地方，除了海上一路之外，就是武当山。于是，他就以建王室家庙之名，在武当山屯兵30万人，这是一支谁想造反都不敢小觑的力量。他还亲自给武当山大仙张三丰写信，希望见上张三丰一面，并派大臣胡濙和李挺在陆上找张三丰、查建文帝，派郑和七下西洋到海上查访建文帝。
处在血泊、血腥、血污中的永乐王朝以永乐大帝的专制与独裁创造了一段辉煌的历史。我们憎恨黑暗历史中的专制与独裁，更不能得出英雄创造历史的结论。而是想通过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在看到历史局限性的同时，看到中华文明传承发展本身的际遇性特征。
当我们漫步在北京故宫，醉心于故宫的文化意韵与历史厚重时，不妨去解读一下另一文化遗存——武当山古建筑，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出自同一帝王之手、产生于同一时代、如此雷同的世界遗产绝无仅有。
当我们攀登武当山，感悟道教的奇谲浪漫与古建筑的巧夺天工时，就会不自觉地联想到它的孪生兄弟——故宫和它的谋划者——永乐大帝。如果没有兴修武当山的举动，朱棣的盖世之功将因之逊色;如果没有武当山，中国古代建筑中充满“神性”与“诗境”的一面就很难通过“故宫”来解读;如果没有永乐大帝的武当山之举，人类历史将因之而失却一处伟大的文化遗产。一个文治与武功并举的统治者，他给后世留下的话题，总是具有永久的解读魅力。
北京故宫与武当山古建筑同为中国50处世界遗产之一。中国的北京故宫位列世界“五大著名宫殿”(其他为法国的凡尔赛宫、美国的白宫、英国的白金汉宫、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因为武当山与故宫之间的历史源渊，就为600年后的武当山人留下了一个与北京人交流的话题和理由，也留下了一种财产和机遇。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皇宫所在地，武当山位于中国的地理几何中心，是“皇室家庙”。600多年前有“北建京城，南修武当”惊天动地之举，600年后的今天，中外游客“北游故宫，南看武当”，无疑可以体会到历史与现实、文化与经济、时间与美学的多重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