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要下笔去写他，却足足呆在稿纸前快一个小时。
写了那么多文章，却仍然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他，是我父亲。一个再普通不过，却也再特殊不过的人。到今天我想起他时仍有一丝畏惧，这种畏惧不是如临大敌时那种于生死的恐惧，只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想要躲避逃离的情绪。儿时我就总盼望着他每天都出去工作，最好是我醒了他就出了门，我睡了他才回了家。他当然并不是恶魔，至少，即使我很怕他却也绝不会这么认为他，因为我们之间只是有太多不一样，有太多不能彼此认同的地方，但我们的地位又那么不公平——他是老子，而我是儿子。
父亲是个农村人，姑奶奶（爷爷的姐姐）一门中出了很多位高权重的公家人，而爷爷这一支的子妹中没能出什么“人才”。后来有一次爷爷和同村的一位村民发生了冲突，打架这件事上因为家族里的兄弟姊妹人多势众占了便宜，于是被打的村民就讥讽爷爷说他一家都是粗人，一个大学生都没有（这位村民家的儿子当时是乡里唯一一个大专生）。在那个视大学生如黄金的年代里，这句话深深地刺伤了爷爷的自尊。于是这个故事口口相传从爷爷传到了父亲，再由父亲传给了我。爷爷让父亲读了很多年书，但父亲终究没能让家里人如愿以偿，落榜那年父亲几乎把自己逼疯，据说爷爷为此关了父亲半年多。爷爷失望、痛恨父亲，而父亲也同样怨恨爷爷。因为他觉得他虽然在读书，可是读书之外的贫穷生活以及繁重的劳作让他根本无法安心读书，他常常在我耳边抱怨说那时候他总是会在课堂上打瞌睡，因为前一天的活总要干到很晚很晚......
父亲终究结束了读书生涯，开始奔命于生活。
他先后做过油漆匠，卖过玻璃，贩过鸭子，倒腾过洋钱，而立之年终于在村里谋了个村长的职位，后来在镇子上开了一个小饭馆，再后来在乡村基层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里父亲辞了职或者说下了岗，紧接着饭店倒闭，四十岁时带着母亲远走上海打工。上海期间干过工地，混过公司，最后做了纯净水生意，十年之后带着一笔不多不少的血汗钱回到故乡，做了一个汽车驾驶教练。今天五十五岁的父亲仍然在执着地追求他想要的生活。他这一辈子一定是苦的，而且绝大部分苦是我能理解却不能感受的。如今，偶尔家里人聊天时，他的侃侃而谈里不仅有太多的忆苦思甜更有对自己一手创下的家业的自豪和骄傲。
如若以财富论他的人生，他自然也没有什么太值得骄傲的。因为今天我们的家庭仍称不上所谓富有，也许只能说不再贫穷。但以奋斗的精神为标准的话，他的确值得骄傲，至少他完全才称得上白手起家，至少他在生活的夹缝里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也许正是艰难而多舛的生活之路造就了父亲极致的倔脾气和严苛的性格，他厌恶爷爷奶奶，觉得他们思想落后、迂腐，他也绝看不上任何蝇营狗苟的人，甚至包括他的儿子。有时候我觉得他从一个时代走来，像是一个患了被迫害症的病人，如《狂人日记》的狂人一样。他严于律己，几十年早起从不间断；他心事重重，总在午夜醒来；他总自觉任重道远，不肯卸下肩上“重担”；他总是要“我们”“听”他的话，因为他走过太多弯路。很多时候我都怕他，怕他的严肃，怕他的一刻不得轻松，只要他在身边，我总是要告诉他我在学习，我在努力，我在拼，在干。可是人生除了学习、事业还有很多很多，我从来不敢告诉他我恋爱了，不敢跟他说我出去游玩了，不敢告诉他我和朋友打球、唱歌，不敢告诉他我很喜欢看电影，更不敢告诉他我也会玩游戏。被人骗了、工作受挫了、在外受伤了，一切负面的消息我都不敢跟他说，也从不奢求作为一个父亲他会给我什么样的柔情。
读书时代是父亲对我影响最深刻的一个阶段。小学时父亲一直把我牢牢的管束在他身边，我也一味的服从他的安排“努力学习”。他到哪里都要把我带在身边，就是在外干活也不能放松。记得三年级的一个周末父亲在镇上的中学实验室里做油漆活，吃过午饭，父亲说：“如果你在晚上我们回家前能做完100道数学题，我就给你一块钱。”那个时候一天的早点钱也不过三毛，一块钱对于年幼的我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诱惑，于是那个下午我几乎一直没有抬头。太阳在头顶慢慢往西边走，然后是挂在西天边，最后沉入无边的黑暗中，我几乎是借着初升的月光完成了最后一道数学题。当我再起身时，眼前一片眩晕，几乎要倒下。父亲如约给了我一枚硬币，硬币在月光下闪闪发亮，喜的我爱不释手。后来好几天，无数次想要用那一块钱买一个面包或者一袋方便面之类的东西但终于没有舍得。不幸的是在某一个不知晓的时间里，它最终从我裤子口袋里的破洞失掉了。为了这件事，我难过了很久，不知道是为那一块钱还是为了那一个辛苦的下午。来到杭州之后在一次心理学活动上和心理老师聊到这个故事，他说这是我童年的一个阴影，我不敢苟同，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这件事至今想起来，心里仍然有一种悲伤，一种说不出来的悲伤。我不是在恨他，只是这样的事我希望在我未来的孩子身上不会发生。
中学时代我被送到离家十几里的舅舅所在的中学读书，虽然只是离家十几里。但我仍然如脱笼之鸟。舅舅和舅妈显然是无法束缚我的，于是我很快就执拗的从舅舅家的单间“搬进”了十六人的大宿舍，后来甚至与同学在教室里的课桌上搭铺过夜也不愿回到舅舅家。成绩自然是一落千丈，舅舅当然不愿为这样的结果买单，于是一个学期之后我就被转回了老家，但万物总是这样，如果它要生长，一条缝隙就够了，那时候叛逆已是破了土的春草，寒风也好，冻雨也罢，再也无法抑制它的蓬勃。
中考结束之后，父亲关了小饭店，带着母亲和一车的破家当去上海打工。外公外婆负责照看我和妹妹，虽然生活在自己家里，却仍然有着寄人篱下的孤独感。高一那个冬天我刚刚走进了上海这样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就被送进了一个只有十几平方的出租房，房子里摆满各种各样的破烂家当。卧室在其中，客厅在其中，厨房在其中，卫生间同样在其中，妹妹和母亲蜷缩在一张大床上。无尽的委屈，满腹的的思念，让我一进门就泪如雨下，现实生活就这样赤裸裸的撞击着少年敏感而要强的心。第二天父亲便带着我去到了他干活的工地，一幢三十几层未完工的大楼，年过四十的父亲每天的工作就是系着安全绳在几十层高的楼房外面安装防盗窗，看着楼下蝼蚁一般的车辆与行人，我第一次觉得该为他做点什么。父亲让我极力向远处看，我说前面都是高楼看不见什么，父亲告诉我，这就是上海，这就是世界，我们多渺小，站在三十几层楼的楼顶上都渺小......后面当然都是对我学习上的循循善诱。那一年回到家里，我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不再跟外公外婆顶嘴，我听进了父亲“把要我学变成要我学”这句话。学习确实变成了一件私事，一件我的私事。
后来我读了大学，圆了自己的梦，但父亲却一直觉得我这辈子让他最长脸的事就是“替他”上了大学。我曾经暗暗想着他的可笑与可怜，但我也深知这是他这一辈最纠结的的一个心结。无论如何看上去事情都还是比较圆满。大学四年，我仍然倔强的做着自己，然后再做另一个“儿子”给他看，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我以为“和平”时代就这么到来了。
工作之后最大的一件事便是婚姻大事。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一个没有读过大学的姑娘，一个工作不稳定的姑娘，一个在他眼中“不上进，不懂事，不成熟”的姑娘。谈恋爱的时候一些危险的情绪就在酝酿，谈婚论嫁的时候更是彻底崩溃，再加上我和这个姑娘本身也不够成熟，最终让我和父亲之间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至于我二十七岁的时候的还被他从被窝里扯下来一脚踢出门。那个时候，我绝望至极，我对那个家长制笼罩下的家庭憎恨不已。我不后悔最后没能跟那个姑娘在一起，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无法接受的是，父亲始终没有把我当成一个成人去看待。他就是觉得我是他这一生里一件最骄傲的产品，婚姻对他来说是一桩必须要对方付出相应的筹码才能进行的交易。他始终以一个大家长的身份告诫我，必须得听他的话，然后甚至用房子、家庭、未来等等一切他认为的有价值的东西来胁迫我屈从他的意愿。这件事，彻底让我感觉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自己而活，我只是他的一个附庸，一个被设计的产品，一个给他撑门面的工具。从小到大所有的听话、顺从与忍让顷刻间变成了怒火，把我与他之间的最后一丝温情烧成灰烬。他根本就不明白我不是他，我们也不是出生、成长于同一个时代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在我心里什么是最重要的。他所有的手段对我来说，都不足以让我惧怕，因为他穷过，但他也是我父亲，在我身上，他用错了砝码。
也许是大家都累了，也许是大家都选择了让步，婚姻之事也终于有了转机。二零一五年年底我终于结婚了，略过一切悲伤与喜悦，这场战争终于在隆重的婚礼的喜悦中结束了。拜堂的那会，我看到他笑了，一种久违的真诚的笑，而我哭了，婚礼现场唯一一个哭的人。
春节没有过完我就早早的回到了杭州，开始了新一年的工作，算来又是度过了半年的光阴。这半年里，我和他终于像一对正常的父子一样通过几通电话，我仍然会向他报告自己的“成绩”而决口不提自己的艰难，这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选择，只不过这回的选择只是因为我想向他分享我正享受的。
他毕竟是父亲，我毕竟是他的儿子。
我爱他吗，我觉得应该爱，尽管我还在感受我对他的爱。他爱我吗，一定是爱的，这一点我无条件地相信着。父爱是什么样，我说不好，因为即便我相信他是爱我的，可他也给了我太多的痛苦和怨恨，正如人们常说爱之深，恨之切。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形容来形容父爱，我愿意用“背影”二字。有时他能看见我的背影，却看不见我胸膛里的痛苦，而有时我能看见他的背影，他却看不见我脸上的幸福。父爱在我这里永远都是种种痴缠怨恨纠缠不清的淡淡背影，它绝不是如山如海般宏伟阔大、光芒四射。
我们彼此的世界观是那么相异而缺乏相同，我们都执着地固守自己的城墙，宁愿兵戎相见也不肯考虑对方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们之间当然不允许任何一种形式的侵略行为，即使只是彼此站在各自城头的问候。我累了，倦了，也开始真心的想找一条小径，一条通往你城池的小径，我愿意开你的门，进你的城。因为我相信我所固执守护的城里的风景在你的世界里完全一样存在，只不过我一直不愿意出我的城，进你的门。
也是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