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打误撞》（又名：机遇之歌）Blind Chance(1987)
导演/编剧: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
主演: Boguslaw Linda伯格斯洛·琳达塔德兹·洛母尼克、伯格斯拉瓦·帕维勒克Boguslawa Pawelec、塔德乌什·洛姆尼茨基 Tadeusz Lomnicki等
国家/地区: 波兰
故事
电影开头用一些主观镜头勾勒出了主人公威提从小到大的生活片段，比如小时候他的朋友离开他，他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看见一个，他离开他的初恋女友，以及他得知他父亲去世，他要求退学等等，这些细节组成了年轻的，还没有信仰，没有爱情，没有事业的，白纸一样的威提。然后电影分了三段，退学之后，威提要去华沙，他飞奔到火车站，买了票拼了命往站台跑，火车已经开了，于是他追。
第一段，威提追上车，去了华沙、入了党，要升官，结识地下活动的女友，并因为上司利用他抓捕女友痛打了上司，没有去成巴黎。
第二段，没追上火车，跟站台警察打起来，进了教养所，认识进步青年，加入印刷进步书籍的地下活动，信了神，想去巴黎参加宗教活动，但因为地下活动，朋友们被抓，他的护照没有被批准，没去成巴黎。
第三段，没追上火车，站台遇见女同学，然后决定复学，和女同学结婚，家庭美满，毕业后走上了光荣的医生道路，不入党，也不为支持青年们的请愿，中庸而貌似幸福，在即将代理医院院长出国讲学，要飞往巴黎的时候，飞机爆炸，没去成巴黎。
一
电影第一个镜头，威提在飞机上张大了嘴，努力咆哮着，摄影机拉近，再拉近，画面就进入了那张嘴，黑洞洞一片。基耶斯洛夫斯基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呐喊。电影最后一个镜头，载着威提飞往巴黎的飞机，起飞，起落架刚刚收起来，爆炸了。
假如开头黑洞洞的呐喊的嘴吧和最后这个爆炸的镜头剪辑在一起，就会呈现出一组最简单，最容易理解的蒙太奇——飞机爆炸当时，威提因恐惧而呐喊。
但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这两个镜头之间插入了接近两个小时的整整一部电影。这接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包括关于威提三种生活的假设，每种假设都成立，每种假设也可以根本不存在。他赶上火车，赶不上火车，最终结果并没有区别，这不是简单的宿命，因为导向相同结果的过程是迥异的，甚至完全相反。
最主要的不同，就是引导威提生活的信仰。在每一段里，威提都企图为自己找到一种信仰，第一段是共产主义；第二段是期望挣脱禁锢的革命自由，并寄托于神；第三段是两方面都不信仰，也就是他信仰无信仰。假如只看一段，我们会发现，威提是那样坚决地秉持自己的决定，但三段一起看，我们却看清楚一个如此摇摆，如此随遇而安的威提。
但威提的生活只有其中一种可能，就像我们的生命只有一种可能。那么，我们现在所坚信的东西，我们在生活中形成的强力意志，难道不是靠随遇而安得来的吗？我们生活的当初如果出现另一些因素，我们会不会坚信另一种东西？
这样，第一个镜头和最后一个镜头之间的联系，不是简单蒙太奇呈现的恐惧，而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发现的生命的一个奇怪的不解之谜。威提的呐喊也就是这个谜无解的痛苦。谜底不存在，因为人人都可以分析、假设当初如何如何，现在会怎样怎样，但到底，没有人真的能回到当初。
而关于这个谜面的思考，以让人沮丧的情绪和影调在电影里呈现，基耶斯洛夫斯基惯用的手法是，常在不经意间出现的忧伤的音乐；男人女人在一起时，痛苦的情欲勾结；主角从头到尾都在忧郁。
二
不住地想起《一一》里面简南俊碰见老情人，说“如果让我再活一遍，我还是这样活，但是再活一遍……真的没有必要”。威提遇见初恋女友，女友也说，“要是我十七岁时就跟你上床就好了”，但未必就好了。
我们无法确定生命是否就一定如此不堪，威提是否就那样永远到达不了巴黎，也许到了巴黎，仍旧没什么区别。机遇也许很重要，但机遇未必改变得了什么。简南俊也许不会学他讨厌的理工科，但未必就能有不失落的中年生活。
所以，威提呐喊，不是因为飞机爆炸，他的呐喊，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发现生命糟糕透顶的终极结果也许并不能改变的机遇之歌。
三
电影的三段里，有三个有意思细节。
第一段里是一种可以拉成管状的弹簧圈玩具，顺着楼梯，靠地心引力，像虫子一样稳健地蠕动下楼去，到楼底，圈子晃动着，威提说那像是垂死的。他自己就是这个弹簧圈，他入党、升职都是靠着一种强大而捉摸不到的引力吸引，这种引力被称为共产主义理想。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里展现的波兰却在说，生活不是理想和信仰，理想信仰不过是人们追求上位的理由。所以威提的上司说他会放弃一些自由，在党内职务规则的巨大不自由中追求自己职位的上升。理想不过是上升中用作供奉的摆设，像饭店里供的招财猫，饭店倒闭了，这猫也就扔到垃圾桶里。威提在初恋女友的遭遇中发现了这一点，上司利用他抓了偷运禁书的女友，女友认为威提是个出卖者。威提破口大骂“去他妈的信仰”。他在机场的愤怒，就像那个玩具，是他精神垂死的状态。
第二段，是他和劳改的朋友整理草坪，朋友挖草皮挖到一个瓶子，瓶子里有张纸条，写着几个人1957年许下的志愿，当副总理，或者做大财阀，都雄心勃勃，并约定在二十年后开瓶看是否实现。威提要给一个女人看着个纸条，挖出了瓶子，纸条却不见了。理想变成了空气。
第三段，威提做医生，去病人家里看病，病人家里两个男人在后院玩抛球，几个球在两个相距几米的男人手里来回飞腾，速度极快。威提问家里的一个女人为什么要抛，女人耸耸肩说，不为什么。事业稳健，家庭美满的威提看着球，若有所思。他其实就是被抛起来的球，在生活的手心里准确快速地抛出和接住，球没有选择地在空中来回划着抛物线——他的事业稳健家庭美满，不过是不知不觉的身不由己；他也是抛球的人，像抛球人的家里人所说，抛球不为什么，就是一种保持很久的习惯，抛得熟练了，抛得精彩了，精彩得没有目的。
三个细节居然说，威提终究是个没有信仰和理想的人。我们呢？
四
威提好像是因为赶上或赶不上火车而有了不同的机遇，走上不同的路。实际上每个人只是走上或者被迫走上一条道路。也许根本没有机遇这件事情。“机遇”或许根本是成功者或者失败者凭空制造出来的借口，人们成功，将机遇作为自己成功的催生素，人们失败，也将原因归结到机遇身上。
“机遇”是多么好的成功兴奋剂和失败镇痛剂。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电影里到处散布着机遇这种生命偶然的信息，但有一些细节却从不会变，在威提飞奔去站台的路上，老太太每次都会生气的瞪着撞到她的威提；流浪汉每次都会用脚挡住并捡起威提掉落的一块钱，买下一杯啤酒；威提每次都要插队买票；站台上的老警察每次都会尽职地维持秩序；火车每次都在那个点准时开走……这些不会变的琐碎细节，组成生活本身。
不会变的车站细节组成了威提赶火车的匆忙状态，威提跑快还是跑慢一步的细节，组成了所谓的机遇。机遇其实不过是生活每分每秒制造出来的细节碎片中的一小片，和别的碎片一起组成了生活本身。这块小碎片你认为很重要，但小碎片还是小碎片。
五
难道不要有信仰？不可能。
第一段里一个老头说，“每一代，都需要一道光，都需要知道他们的信仰。希望这个世界可以有更好的秩序。这个需要，比马克思更老，但也比马克思更早，就像一剂药，在生命开始的时候，它带来快乐，因为这道光看起来很近，伸手可及；在生命的终结，它又带来苦涩；因为这道光离我们而去，我坚持这种信仰四十年，经历了很多之后，我会看得更远。我不鼓励你们去追求它，但相信我，生命如果没有这种希望和苦涩，才是可怜的。”
这道光，这道信仰理想、信仰神、信仰无信仰的光，是生存在基耶斯洛夫斯基描述出来的这个不确定的生活中，人们能够抓住的确定。但生活毕竟是不能确定的，其中的细节太琐碎，琐碎到像是地上的灰尘，一缕风就可以刮得四处飞舞。
也许你可以将信仰变成这阵风，控制风的方向，将生活吹向我们期望的完满生活的彼岸。
影片中的巴黎，是我们以为抓住一种信仰，一道光就可以到达的彼岸，但最终就像上面那段话里所说，这道光离我们而去，而彼岸也根本无法到达。威提三次要去，都没有去成。基耶斯洛夫斯基也只给了三次机会，三次就够了，事不过三。
六
基耶斯洛夫斯基太悲观，他这始终如一的态度让他的电影永远不离开痛苦的调子。《蓝》的女人失去丈夫，花了整整一部电影的时间沉浸于丈夫的阴影；《爱情短片》里的男孩纯洁地用偷窥爱一个女人，花了整整一部电影的时间痛苦于这爱被亵渎；《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的女孩儿发现了另一个死掉的自己，花了整整一部电影的时间去发现这死亡在自己身上的意义。
人大约只有痛苦的时候才会思考生命为何痛苦，快乐的时候只顾着去享受快乐本身，至于为什么快乐，也只是在痛苦的时候作为思考为什么痛苦的副产品。威提的快乐，是第一段里重逢初恋女朋友时的兴奋，是第二段里和地下活动的朋友们聚会时的激动，是第三段里他结婚生子时的欣喜，可这些快乐都转瞬即逝在生命不能把握的痛苦中。威提并不能奢求基耶斯洛夫斯基给他比别的电影主角多哪怕一秒钟的快乐。
七
机遇在唱歌，唱出来的都是同一个无可奈何的调调；机遇其实不唱歌，是命运中我们自己不知所措的歌声缭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