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有弟弟的姐姐可能都听过一句话：“爸爸妈妈怕你太孤单，所以再生了个弟弟来陪你。以后你作为姐姐，要懂事听话，做弟弟的榜样，凡事多让着弟弟。”

最近张子枫主演的电影《我的姐姐》火了，上映第二天，票房破3亿，电影讲述了24岁的独立女生安然在父母出了车祸意外离世后，不得不面对年幼的弟弟安子恒的抚养问题，因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故事。

在网上我看到了电影原型主人公发的帖子：21岁的独身女，在自己上大学期间父母给她添了一个小弟弟，当时她让父母在自己和胎儿之间做出选择，父母毫不犹豫选择了弟弟，从此她和父母断绝往来。在父母不幸离世后，果断放弃抚养弟弟并把他送给了一个没有子女的农村家庭。现在自己25岁家庭美满幸福，还有一个半岁的女儿。她并不为之前的行为感到后悔，反而觉得正是因为送走了弟弟，她才能活的没有负担，拥有现在的一切。

帖子下面则一片哗然，有人说姐姐太狠心只管自己，有人却说姐姐也没做错，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姐姐必须有抚养弟弟的义务……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姐姐做的对不对呢？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一书中，作者向我们介绍了什么是邪恶？我们如何抗击邪恶？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我们如何对邪恶定性？并理智的提出我们既可能是邪恶的受害者，也可能是作恶者。只有将邪恶视为人性的一面，我们才能理解并打击它。

当我们讨论邪恶时，可能会出现方式错误——将一堆现象简化为一种基本形式。对不同形式的邪恶表现分类，考虑这些类型是如何关联的，这会对我们的讨论产生更大的指导意义。

邪恶的不同种类可以根据不同的类型学划分，如果我们只考虑道德恶与人类行为的关联，从而摒弃自然恶和形而上的恶，那么我们能够区分以下四种基本的邪恶类型。

第一种，恶魔般的邪恶。这种邪恶纯粹是为了恶而作恶，人会纯粹为了恶而去作恶吗？一个人可以从他认为善的事情中获得快乐是因为这些事是善的。那么，我们也能想象一个人能从作恶中获得同样的快感。人们为了恶而作恶，是现存有关恶的文学作品的中心思想，许多人将这一思想作为邪恶的经典例子，这种形式的邪恶也是恐怖电影、小说等文娱形式常用的主题。

第二种，工具性的邪恶。它是指人们清楚自己做的是恶事，但是为了达到目标必须要作恶。目标可能是好的，但手段是邪恶的。工具性的邪恶重点关注手段而非目标。如果目标——例如获得财富——能够通过其他方式实现，行为人就会放弃作恶，这里的恶就是工具性的邪恶。照此看来，工具性的邪恶的价值不在于自身。人实施工具性的恶，其乐趣不在行动本身而在实现目标。这个目标可能是好的、坏的、中性的，或是好又坏。

第三种，理想主义的邪恶。它是指作恶者相信自己所做的是好事。例如，十字军东征或对女巫和异教徒的审判。无疑，参与这些事件的多数人认为自己是善的代表。我们可以说恐怖分子是相信自己站在善的一边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与恶斗争”，因此被证明是合理的。毋庸置疑，许多纳粹分子是理想主义者，他们野心勃勃，想要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党卫军就认为自己是道德精英，他们把敌人看作必须予以打击的罪恶的化身。那些作恶者觉得自己代表了正义，并且信以为真。

第四种，愚味的邪恶。它是指邪恶行为主体不会停下来考虑其行为是善的还是恶的。愚的邪恶不同于理想主义的邪，后者考虑善与恶，只是思维偏离了正轨。愚昧在这里可以指考虑不周全，反思不足。汉娜・阿伦特将愚味的邪恶称为平庸之恶。

我们很难说某个行为主体或某种邪恶行为属于上述四类邪恶中的哪一类型，单个行为主体可归入两种以上的类型(例如，理想主义的动机可以与“以害人为乐”的变态心理互补)…理想主义者可以摇身变成极端分子。他不再负责任地将某个问题想明白，而是开始效忠于一套既定的指令:这便是理想主义的邪恶变成愚味的邪恶的由来。工具性的邪恶正在扩张其势力范围并由此造成了威胁，扬言要吞并其他三种类型——有动机的行为总是目标明确。这四种类型的邪恶有个共同点，即缺少对他人尊严的关怀。

回到案例中，姐姐把自己的亲弟弟送人抚养这件事就属于工具性邪恶。我们有时明知某事是罪恶的却仍旧去做，是因为我们想实现主观的目标。工具性的邪恶的行为主体理解善恶的差异，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将善弃之不顾。例如：姐姐觉得把弟弟带在身边是种负担，会影响自己生活质量。

其实我们都犯下过前述几种形式的恶行，尽管并不总能识别自己的行动是邪恶的。多数人只做了影响较小的坏事（姐姐送走弟弟），而所有人一起可能会做影响更大的坏事（陌生人对姐姐网络攻击）。不仅“他人”是邪恶的，“我们”也是邪恶的。

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既然邪恶是人性的一部分。我们无法根除这世上的恶，至少我们能提供一种希望——希望邪恶受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