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站在海拔8000米的高度作生死抉择。在这个海拔，由于氧气稀薄智商下降，每一次选择，每一个动作都可能决定一个人存亡。
我面对的只不过是一张胃镜报告单和一张病理报告单思考自己的未来。胃镜检查时同事给我的食管做了组织活检，几天后的病理报告结果是食道高级别瘤变。根据专业知识，我知道，如果按照国内现行标准，这个结果意味着癌前病变，如果按照做早癌诊断最好的日本的标准，我的病应该是高分化癌。癌前病变也好，癌也罢，都不是好东西。长久以来，人们心中对癌是恐惧的，几乎是“谈癌色变”，对癌恐惧的背后，其实是对死亡的深深恐惧。我其实并不恐惧，因为我曾有几次离死亡咫尺之遥，甚至近到我知道我会怎么死。
第一次面临死亡时，我没有记忆和体会，那是我出生的时候，因为难产，我生下来后估计有几分钟都不会哭，浑身发紫了，我婆婆（北方叫奶奶）只好人工呼吸度了几口气给我才把我救过来。那一次面临死亡都是后来长大了听老人们说的。
还年幼时，家中就曾给我算命属火，不能近水，因此一直不会游泳。念初中时，在同学鼓动下偷偷到一条小河里学游泳，同学托着我下巴把我带到河中央，其他同学喊他去玩游戏，他径自撒手游走了。这可害苦我了，我垂直地坠向河底，还好那时不恐惧，也未呼救，竟然活生生的憋着一口气沿着河床手脚并用爬到岸上。记忆中的河水永远都是绿色的，因为有许多浮萍。还有一次在枯井边玩耍，结果一头栽进枯井里，呛了几口水，被小伙伴提着脚倒领拎着救了出了，回家难免是一场皮开肉绽的“竹丫子炒肉”，最后在极不情愿的认错后才得到饶恕。因为水造成的死亡的风险就这两次，虽然想起来后怕，但是都没有的给我带来死亡的直观感受。
真正给我第一次濒死感觉的是在珠峰大本营。经过一夜头晕胀失眠，早上为了看珠峰的日出起得很早，其实本来也睡不着。站在零下10度的冷风中吹了三十多分钟，鼻涕眼泪流出来就凝成冰渣子结在围巾上。万分激动的看完了日出，突然觉得外面的世界一片寂静，跨出的脚步软得随时都能没进土里似的。赶紧爬上车，打着手势让司机赶快下山。司机飞快地开着车。我感觉连做深呼吸的力气都没有了，眼前是一片漆黑的，身子像一滩稀泥随着车子四处甩着，唯一的感觉是心脏跳到嗓子眼，很慢，很慢。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快要死了，我没有想起谁，没有记起任何往事，也没有爱恨欢愉和懊悔。我只记得四周非常安静，都是蔚蓝的天空，身体轻轻漂浮着。司机后来告诉我，他看到我脸上泛起了死人白。我问他什么叫死人白，他一遍又一遍地调换词语描述，都和我见过的不一样。所以我怀疑他只是被我当时的状态吓着了而已。
我清晰的想到会怎么死是在青藏线。一个人驾车从拉萨出来，本想赶到当雄住一晚。结果因为青藏线修路，一堵再堵，两个小时过去了，一直到晚上了，才跑了30多公里路。好不容易通畅了，心急火燎的一路超车赶路。在一个不太急的右转弯，我看对面没有灯光，就提速到80多公里借道超前面的加长大卡车，差不多接近卡车车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对面来了一辆大卡车，它开着很暗的示宽灯，速度至少60公里，和我的距离根本不可能让我完成超车动作。我心里大叫不好，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踩死了刹车，我的停稳了，我眼睛直直地盯着对面的大卡车。显然对方的司机也发现了我并紧急刹车了，那汽笛拼命的叫着，那庞然大物带着青烟逐渐向我逼过来，一米一米地接近。我突然觉得我会被撞死，我会亲眼看见我被撞得鲜血四溅，我应该能感觉到肢体离断的剧痛，也应该能闻到气囊崩开后的硝烟味，然后我会瞪大眼睛慢慢的垂下头去。借着我右侧卡车的灯光，我无比惊恐的盯着那个黑压压的庞然大物扑面而来。终于，那大卡车在离我不到15米的地方停稳，那一刹那，我觉得我的心跳应该在120以上了。不等扑面的烟尘散尽，我打算回到右侧路上给对面的大卡车让路，我松开刹车轻踩油门右旋方向，突然我发现我右侧正好有一辆加长的挂车车头和我平齐，后视镜因为盲区和天黑的原因根本看不到它离我这么近。来不及反应，只能在心里暗自叫苦，不要被它挂到不要被它挂到。怔怔地等着车身过去，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车尾终于在离我后视镜也许只有两厘米的地方滑过。我再次哄着油门小心翼翼地上路。在返程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电光火石的瞬间这两次死神的问候，我想我应该明白了死生之间的一些道理。
这也是面对这个病理报告我并不恐惧的原因。生亦何欢，死亦何苦，这是佛家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我一介凡夫俗子，只能做到死得其所。人生有两次生命，一次是你的肉体来到人世间的那一刻，另一次就是你真的知道了你是谁。当我们在对死亡反复的思考中，领悟了生命的真谛，当我们真的选择了做自己，我们的生命才真正地刚刚开始。
我平静地微笑着享受着眼前的苟且，其实这也是他们向往的诗和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