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前句体现儒家“入仕”观点，后句表现道家的“出仕”，寻求心灵世界宁静、丰腴。这正是苏轼的人生写照，苏轼一生在政治斗争中沉浮，在朝为官时他能正直进谏，下放地方时他能造福百姓，流放南方时他仍淡泊豁达。他身上同时具有儒家的积极进取，道家的乐观超脱。

              在朝为官，正直进谏

        说到苏轼的政治生涯，不可不提到王安石变法。王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提到“他的改革(王安石变法)，只是政治上的一种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发展所以其争执只出现于官僚组织中。”或许从当今的视角来看，有人会赞美王安石变法，称其“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发展生产，财政状态有所好转”。诚然其变法的动身点无可厚非——“富国强兵”。但在当时造成民不聊生，百姓负担大大加重确是事实，加上王安石本人的刚愎自用，使得大部份朝臣反对变法，包括司马光，韩琦，欧阳修，苏轼等。王安石清除台谏，打压反对派，任用邪佞。当时苏轼“任职史馆，位卑权小，又仅限于文学方面，但他屡次上书，夸大孟子的君权民授和为政治当容清议。这些奏折里带有几分的政治需要，党派之争，我们无从得知。但我相信其中忧国忧民，希望国泰民安，君主虚心纳谏，重视民生的思想是真情流露。哪怕以自己整个政治命运，乃至生命作赌注，苏轼都在所不惜，正直进谏。

            放下地方，造福百姓

        1086年，元祐元年，太后摄政，苏轼获太后支持，任翰林学士知制造。此职位高权重，当时王安石余党在外兴风作浪，朝内苏东坡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大胆的言论得罪了很多人，虽有太后支持，但苏东坡厌倦了此类斗争，自请在地方任职，元祐四年，苏轼成为杭州太守，“苏东坡仰仗太后欣赏，要求朝廷拨款进行重要的改革。短短一年半，他完成了供水系统，医院等公共健康和卫生方案，疏通盐道，修整西湖，平抑粮价，不顾朝廷和邻近各省的官吏的漠视，一个人热情赈灾”，他所修造的苏堤春晓乃是西湖十景之首。元祐七年，苏东坡免除百姓官僚的建议正式下诏颁行。他的愿望实现了，表章中所提的公债全部由朝廷下令宽免。

              流放南方，淡泊豁达

        1093年，元祐八年太后去世，哲宗当政，起用章惇为相，苏轼被一步步贬谪，至放逐海南，有记载苏轼说：“其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如此困苦的环境下，苏东坡还是那顽皮、幽默的样子。他说：“其余瘴疬病人，北方未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廖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放人相知者，那以此语之。”在海南岛上找不到好墨，苏轼就自己试着制墨，差点把屋子烧掉。闲时，苏轼到乡间四周采药，分辨各种草药。他此时最杰出的成绩就是完成了一百二十四首“和陶诗”，“云内流泉远，风前飞鸟轻”，无不体现着苏轼的乐观豁达，淡泊自持。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驾崩，新太后神宗皇后摄政，苏轼获赦调往雷州，太后准予苏轼自由定居，不幸七月，苏轼染病去世。

        人生苦短，任何人都逃不脱生老病死，但苏轼用他的正义，豁达，才情感动着一代代的后人。时至本日，我们仍记得有位纵横儒道、笑看沉浮的才子漫步在历史那畔，一身浩然正气。

                                                        朱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