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二年三月，学者朱维铮病逝于上海，有好事者叹曰：经学至此亡矣。一九零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朝廷下诏废除科举，时人曾有同样的慨叹。
朱教授是有相当影响的经学研究专家，被誉为最后的经学大师，他的离世当然是学界的一大痛事。而兴盛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取士更是苦读经书的学子们不二的进身之阶，科举的废止毫无疑问是经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然而，——请允许我突兀的问一句，经学真的就此死了吗？
还是先搁置争议，让我们看看所谓经学活着时的样子。这篇《亲政篇》的作者王鏊是有明一代最负盛名的八股文大师，这样一个评价意味着他也许不是经学研究最深的一个，也许不是文章写得最好的一个，但绝对是把经学和作文结合玩得最溜的一个。这位八股圣手的时文经典，明清两代已有定论，毋庸赘言，就连他玩票般的这篇散文，也无不时刻闪耀着经学的光辉。
《亲政篇》是一篇规劝皇帝的文章。在明清那样文网甚炽的万恶的封建时代，写这样一篇文章是件极其危险的事。现代人写字不讲究，一篇文章写下来千疮百孔漏洞百出，小辫随风起，任君随便抓。抓辫子的同样不讲究再留下辫子，于是嘴炮不断骂战不绝。王鏊要是也犯这样的错误，专心豹房修行的武宗会捺下性子跟他打嘴炮？以朝为家鞠躬尽瘁的大太监王瑾揪住小辫会给他好果子吃？
所以，王鏊开篇便引用《易经》中的“泰”、“否”两卦说事。
小子无知，读书那阵子埋怨政治课无用，中考高考还占那么高分值。岂止中高考，硕考博考，公考法考哪个又离得了政治？现如今，四处碰壁末路穷途，始知政治学之妙处。再读《亲政篇》，看王鏊胸有成竹信手拈来“泰曰”如何“否曰”如何，不由会心一笑。
《易》现在已沦为卜算之书，但那时，作为五经之一，可是士子文臣的护体神功。包括后文所引的《礼记》。如果你实在想象不出它们在那个年代的份量，不妨掂量一下现在的马列著作。
马列不错，经学不死。
引经据典，这个词的意义同样被弱化得不成样子。这把在新文化运动冲击和历史车轮无情碾压之下的废铁，当年在那些读书人手中是何等的切金割玉，吹毛断流。引经在先，据典其后。王鏊历引周汉唐宋四朝典章制服，来证明说服。
要知道，王鏊试图说服的是随时可以要你命的皇帝。我国朝代十数，哪些能引哪些碰也不能碰，得盘算清楚。夏商太远，秦隋太短，王莽的新朝不能引倒不是由于短，是因为篡。魏晋参见新。五代太乱，十国太偏。南朝割据不成气候。辽金以及一统的大元却是因为意识形态，既非我阵营，又非我族类，自然不能引。剩下的就是周公的周，董仲舒的汉，以及传承周汉的唐了。南宋虽也偏安，但朱熹理学可补此憾。
这就是王鏊的政治正确。
所引之经所据之典都没毛病，最多也只能指责人家尽翻前朝旧事，脱离实际了。王鏊连这样的机会也不给你。王鏊详尽地提出了解决当前弊政和现实问题的具体措施。最重要的是，还搬出来明朝开国太祖和先帝孝宗。一个祖宗，一个爹，俱是本朝事，还不够与时俱进？
如果读到这里你也笑了，我知道你肯定在别处不止一次读到过类似的文章，我猜这会儿你差不多还会拍着大腿大叫“吾得之矣”！
这种政治正确的文字，总是不难找。
《亲政篇》结处，当然是提期望绘蓝图。王鏊笔下的远景是回到过去，——复唐虞时之善政。这当然不是开历史的倒车，这正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
读罢《亲政篇》，那么，你找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的宏伟远景了吗？
——经学不死，也未凋零。只是古典经学的时代已经过去，就让我们一起开创并且共同展望新经学时代的美好明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