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刚带班那时做起
这个周一早上，我是过山车一样的心情。
先是路过教室，看到课文视频已经播放了，孩子们都在做自己的事，没有人在补作业，虽然依旧有些忙乱，但杂音都没有盖过课文的朗读声，于是我略感欣慰。
过一会儿，我进班级，提醒孩子们要读书，霎时，稀稀拉拉的读书声起来了，过一会儿，又变成了闹闹腾腾，总之一点儿都没有整齐的美感。都六年级了，反而读书读不好，我有些焦虑。
再过半节课，我偷偷去看孩子们的纪律，同样是英语课，今天的纪律比上周好了太多，我又倍感安慰。
再到中午，孩子们就餐完毕出去玩，教室里桌椅东倒西歪，桌肚堆得满满当当，卫生质量堪忧。所以，我又盘算着该怎么立规矩了。
身为一个老师，我每天的工作都是这样表扬——批评——表扬——再批评的不停循环，时间久了，我慢慢地就从一个懒得和人交际的酷女生，变成了一个婆婆妈妈的老大姐。
前几年学习那么自觉的孩子们，迈入六年级以后到底怎么了呢？校长笑话我：“这是你一手带上来的班，也没法甩锅给别人呀！”那倒是，只能自己先沉下心，像刚带班那时做起，一样一样重新立规矩，和孩子们斗智斗勇。
孩子偶尔忘带作业是正常现象，谁还没有个丢三落四的时候呢。只是目前有一小群孩子拿没带作业当借口，算准了我不放心他们上课时间回去拿，也算准了爸妈一定不知情，于是天天不交作业。当这样的偶然事件成了班级里大规模的现象以后，应该怎么办呢？我上周开始跟向前、欣悦、昕怡打招呼，让他们每天把忘带作业的同学名单交给我，我在扣分之余，也在这一天天的名单当中寻找规律，凡是短时间内忘带作业超过三次的，我就点对点的告知家长，询问孩子在家里的作业完成时间和完成方式，也算是个电话家访，努力在家长和学校之间做到信息互通。有了即时的信息连接，孩子们“忘带作业”的次数大概会少很多吧。
孩子们总是没有时间观念，早读时还在收交作业，整个教室里一团糟，这该怎么办？我观察到班里有几个迟到专业户，他们的迟到总是会连累了几个小组补收作业，于是我跟家长们沟通，请他们帮忙养成孩子早睡早起的习惯。每天不论第一节是不是我的课，我也7:45进班，7：50准时提醒孩子早读。今天，我又再次细化了早读规则，每天除了指定收作业的几位同学以外，其他同学坐在原位不下位，进班交完作业就开始读书，不负晨光。
每天的午写只有五分钟，孩子们听到铃声从大操场返回，陆陆续续进入教室，已经过去三分钟；坐到椅子上打开水杯喝两口，再翻开硬笔习字，没等写完一个字就已经正式上课了，这样的午写看起来名存实亡。今天，我早早站在教室里，抓了他们一个猝不及防，要求错过午写的二十位同学课间补写硬笔习字作为惩戒。现在先由我抓，等形成气候以后，再请写字最好看的鑫瑜来做纪律委员，做统计记录。
最近我跟家长沟通的非常多，发现很多家长在面对毕业班的孩子时，都有或多或少的焦虑。身为毕业班的老师，面对这样一群野马一样的学生，我也是时常焦虑的。只是当我发现我真正发现并试着解决班级问题时，反而会安定下来，也许焦虑就是来自于对失控状况的不安吧。所以，当家长们觉得焦虑的时候，不妨也深吸一口气，冷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孩子的问题在哪里，以一个冷静的客观者的角度去给自己建议，通过家规的制定，以温和而坚定的方式去理解孩子、督促孩子，万一能有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也说不定呢。
心里要装着别人
文韬总是不记得自己是擦黑板的值日生，下午上课前，我提醒他上来擦黑板。他慢悠悠走到讲台上，遍寻不着黑板擦，只能绕了教室半圈，走到后面的黑板报处捡起黑板擦，又绕半圈过来擦黑板。我放眼望去，黑板报处已经有粉笔的痕迹，想必是婧涵带着她的美工小组又开始工作了。
上课时，孩子们低头默读《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试着给课文拟小标题，我趁着这段静默准备写板书。一伸手，发现讲台上的一盒粉笔也不见了。我没有选择自己去拿，而是直接叫过婧涵，让她去取回粉笔盒。当我俩双手相碰的瞬间，我郑重告诉她：“桌上的文具可以用，老师的椅子也可以用，但是要有借有还，做事心里要装着别人。”
放学的时候，我又特地去婧涵身边，确定放学不出黑板报以后，请她记得把椅子擦干净，搬回原处。婧涵本来已经背上书包准备走，听到这话，立刻放下书包，拿出一张纸巾，风风火火地擦起椅子来。
婧涵是我的“爱徒”，文韬是张老师的“爱徒”，本身都已经是很好很好的孩子，但当他们做错了事的时候，我依旧要点明，并坚持让他们做完。不止是他俩，这个学期开始，我对所有的孩子，都不“惯着”：事做错了，请自己改好；言行不当，请弥补后向我道歉。倒不是我刻意刻薄，而是这群孩子们在家里已经取得了无上的“优先级”，带着这种心态去和人相处，往往是要碰钉子的。家长和孩子在一处久了，对他们的日常言行容易习以为常，不复有纠正的敏感性，那我身为师长，要有义务把他们的“优先级”降一降，而不是一味慈爱和代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