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读《论语》?
(鲍鹏山 文)
两千年以前的东西了。这么问的,实际他已经预设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读《论语》有用吗?考试有用吗?找工作有用吗?对比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人,他为什么不会问为什么要读《圣经》这样的问题?
首先,他读《圣经》不会想到有用的问题。其次,他即使想到《圣经》的功能, 也会明白《圣经》在帮助他建立一个信仰体系,给他一个人生依据。
但是在中国,为什么要读《论语》,仍然会被作为一个问题,不断被提出来,把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问题。既然一定要回答,那我就来试着回答。
《论语》作为基础教育教材的价值,在于有三个体系。
第一,《论语》是知识体系。
《论语》包含丰富的、密集的、精练的、非常纯粹的文化知识,文化含量非常高。举例说,一本《论语》五百则,一万六千字,有一百多个成语,成语是最原始的出处,最原始的本意,不是成语字典里的教条。
《论语》里几百则终生可以引用的格言,包含了大量的人生智慧。这种知识体系,跟今天的教材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读《论语》一年的孩子,与其他孩子差距有多大,不用考试证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山上走,走得有点吃力,才有提升。每一步走得很轻松,一定是在往山下走。教育也是一样的道理,往上走还是往下走,结果不一样,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
现在的孩子,甚至读到博士、博士后了,工作了,还是心智不成熟。心智成熟需要做到三个方面:一,正确认识自己;二,正确认识他人和环境;三,正确处理自己和他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真正的成熟很正派很规矩,同时温良恭俭让。
第二,《论语》是价值体系。
《论语》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社会是理想的社会?什么样的政治是理想的政治?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概括起来,一句话:什么样的人生是理想的人生。第二个体系,教会孩子做价值的判断,比第一个知识体系更重要。
《论语》,是一部关于理想的书,是一部帮助我们建立信仰的书。前面谈到,信是对不确定的东西信,基本的价值观不需要验证,需要认同。那么,什么叫仰?是相信一个比你高的东西,相信一个引你向上提升的东西。它不叫信服,它叫信仰,要往上看。所以,信,就是相信一个不确定的东西;但是这个不确定的东西,必须是让你想向上走的。不是什么不确定的东西都能信。让人堕落的东西不能信。信一个不确定的但引领你往上走的,才叫信仰。
人类是高贵的,但一定要记住一点:人类的高贵,并不是体现在所有的个体身上,人性的伟大和光荣也不是体现在所有的个体的人性上;人性的伟大和光荣,人类的高贵,往往体现在某一些非常特殊的伟人身上,他们代表着人性的光辉,人类的高贵,而我们绝大多数的人,要仰望这样的光辉,这就叫仰,信仰!
《论语》,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信仰。人活在现实世界里,但是现实的世界只是“实然的”世界,人追求的是“应然的”世界。
人类世界和动物世界不一样,动物总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人类会改变环境,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人类向往的更美好的世界,便是应然的世界。
人类失去了对应然世界的向往,人类将会怎样?我们不仅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生活在想象世界中。构成我们活下去的理由,不是此刻的世界,而是想象的世界,一个比今天的世界更美好的世界。
人生各有缺憾,但活下去,不就是为了能有一个更好的人生吗?教育,不就是让人建立一个更好的自己吗?一个孩子降临到你家,就是要让他的人生变得更美好。教育就是让人生变得更美好。没有对这个应然世界的想象,搞什么教育呢?
读《圣经》,在于获得人生依据,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人。正如《论语》也在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也是给我们一生的依据。《论语》关乎理想、关乎价值判断,不理解这一点,永远不会明白文化是什么。
《论语》能给我们什么样的人生依据呢?《论语》记载,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可以吗?孔子先反问那人:何以报德?然后,孔子给出了如何对待“怨”的答案: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孔子的话很简单,但是里面包含了他对种种价值之间的不断评估以及最终的价值判断。先看“以德报怨”,可以吗?具体到某一个人,就是我伤害你了, 你不计较,你“以德报怨”,作为个体的人,这样选择没有问题。但是,孔子不是在回答一个人的问题,他要回答所有人在所有时间里能不能这样做的问题。孔子考虑的,是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道德体系标准能不能够“以德报怨”。
放在这个角度来看,马上有问题了。如果一个国家的道德体系的标准是“以德报怨”或者提倡、鼓励“以德报怨”,那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所以,孔子要反问:何以报德?一个人做了坏事,还要对他好,那一个人做了好事,怎么对待他呢?一个人做了好事,对他当然要“以德报德”,那么,对一个人做了坏事也“以德报怨”,最后合并同类项便是,不管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有好报。
如此,既不能制止人做坏事,也不能鼓励人做好事。对坏人好,意味着对好人的不公平。所以,看上去“以德报怨”是道德很高,是绝对的好标准,但到最后,不但没有促进社会道德的进步,反而会促退社会道德。
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跟道德是两码事。所谓理性,是从个人利益最大化来自我考虑问题。道德不是要去改变人的理性,而是去引导人的理性,让做好事的人感觉有好报,让做坏事的人感觉有压力,引导其理性选择做好事而不做坏事。这不是在改变人性,而是在顺应人性。所以从建立道德体系的角度说,不能“以德报怨”。
那能不能“以怨报怨”呢?不能。“冤冤相报何时了”?最严重的是,“以怨报怨”会导致好人堕落得跟坏人一样。当一个社会提倡“以怨报怨”,实际上就在放任全社会的堕落,甚至鼓励全社会的堕落。所以,在如何对待“怨”的问题上,不能“以怨报怨”,也不能提倡“以德报怨”,所以,孔子讲“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对做好事的,以德报德,给予鼓励,让更多人做好事;对做坏事的,既然不“以怨报怨”,也不“以德报怨”,而是“以直报怨”。直是什么?是公正。对做坏事的人,该受什么惩罚,就给予什么惩罚,不特别宽恕他,也不刻意报复他,报之以公正的审判。
看,这么简短一段对话里,就包含着孔子对三种价值判断的考量。一部《论语》五百多则,几乎全是这样的价值选择题。读《论语》,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系统,更重要的是价值系统,学会做价值判断,提升价值判断能力,成熟心智,明辨是非,懂得善恶美丑,一生进退有依据。
今天讲素质教育,搞素质教育,为什么那么多年搞得不理想?因为把增长知识误解为提高素质了,把技能教育误解为素质教育了。会弹钢琴,会写书法, 会跳舞表演,是素质高吗?不是。把孩子累死了,素质也提不高。
因为素质不是技能,不是知识性的考分,不是卷子上的标准答案。素质,是价值判断力。孟子讲是非之心,智也。是非,是一个人智慧的本质。懂得判断是非,能够做价值的选择,才是素质。
素质,就是孟子讲的“四心”: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一个人,有同情心;一个人,知道羞耻,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一个人,知道辞让,人间总有争夺,有争夺总要有辞让,这才叫文明;一个人,能懂是非,能判断是非,这四心,合起来就是四个字:仁义礼智,这才是素质。
这四个字,我们的教育都在强调,都在提倡,但是效果一般。为什么?因为没有落实在基础教育的教材上,不会帮助被教育者形成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不会建立人生的信仰与精神依据。文化落到实处,就是文化经典;文化经典落到实处,就是进入基础教育教材。
第三,《论语》是文化体系。
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既然读《圣经》也可以成为好人,为什么一定要读《论语》?我当时有点生气。我说,读《论语》读《圣经》都可以让人成为一个好人,区别在于,学《论语》认同的是中国文化。
一个民族的教育,一定要让这个民族的孩子有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然后才有民族的凝聚力。教育不是还有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培养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培养民族的凝聚力吗?为什么今天孩子那么喜欢过洋人的节日?我们的教育有没有让孩子们从小就从文化经典里获得文化认同感?
云南建水有一个孔庙。我在那里讲过一句话:在这样的边疆地区,一座孔庙抵得十万大军。那里离越南很近,离北京很远,为什么那里历史上认同北京不认同越南?因为文化的认同感。
中国为什么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没有中断过历史的民族?因为有文化认同感。历史是否中断,看文化的认同有没有中断。国家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地理环境、物产资源差距极大,为什么能够保持长久的统一?这就是文化凝聚的力量。
中国几千年维护国家统一的最伟大、最恒久的力量,不是秦朝的军队,而是那些在乡村拿着一本线装《论语》,带领学生们朗读“子曰学而时习之”的私塾老秀才。
当云南的孩子打开《论语》读“子曰学而时习之”的时候,北京、四川、青海的孩子同样在读,最后,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孔子;他们的人生,都有一个共同的依据。《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是元典。元者何?始者也,经典中的“源代码”。
中国人有中国人生活的美。从基础教育开始,教包括《论语》在内的传统文化经典,然后再把中国传统的琴棋书画教给孩子,那么无论在精神层面上还是在形而下的生活层次上,就会形成属于中国人真正的精神和气质。
文明,才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强大。
(鲍鹏山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