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中产阶级与新历史主义——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简称DDF，下同）是我的维多利亚小说研究启蒙作，好像也是18世纪小说的启蒙作。我最常读的几位维多利亚小说研究巨擘，Nancy Armstrong，Leah Price，Daniel Hack，无不精通18世纪小说，现在想来并不是偶然。18-19小说的研究路数多有相似处，而要想真正理解19世纪小说的很多创作原则，真得从18世纪的源头着手。DDF就是这样做的。
最初被DDF吸引，是发现它修正了《阁楼里的疯女人》。DDF正儿八经的文献综述大概只有两页，主要针对《小说的兴起》和《阁楼里的疯女人》。Ian Watt《小说的兴起》没能解答小说家多为女性的问题，而《阁楼里的疯女人》没能具体阐释父权压迫的运作机制。当初看到这儿我简直要拍案叫绝，可不是嘛，父权压迫是个过于笼统的概念，每个时代都有，为什么19世纪女作家能崭露头角，在文学史上留下绚烂一笔？福柯也试图论述过权力机制和对抗话语，但他的问题在于，讨论剥削阶级的内容相当精彩，但只要开始探讨受压迫阶级，论证就显得有些无力。圆形监狱里被监视的犯人，现代医院里被窥探的病人，仿佛是无声的群体，没有主动寻求过改变权力机制的可能性。当然这只是Armstrong文献综述里的福柯，实际上福柯有没有探讨过弱势一方修改规则的机制呢，这就是另外一个宏大的话题了。
DDF是一部关于女性形象的书。男主外、女主内，男人理性、女人感性，女慕贞洁、男效才良，这些观念我们至今仍然耳熟能详。据DDF分析，这种基于两性差异的思维方式，产生年代并不久远，而小说在其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小说兴起之前，18世纪流行女子行为规范手册（conduct books for women, 有点类似我国古代的女德经书以及现当代依然流行的女性时尚教程），教导女性勤俭持家、相夫教子，为在外打拼的男性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在Armstrong看来，女德手册里宣扬的理想女性形象，在当时的现实社会尚不存在，是一代代教育家反复苦口婆心，才在社会上普及了这套观念，进而产生了遵循这套观念的男人和女人。到了小说的兴盛期，大家对性别差异的刻板印象已经根深蒂固。
DDF副标题为“长篇小说的政治史”，也就是说，女性形象的变迁与政治秩序的变革息息相关。在理查逊的时代，Pamela想守住节操、嫁给乡绅、做贤良主妇，需要拼死顽抗。即便如此，菲尔丁还认为这桥段太浮夸，一个小女仆跟主人叫板、最后改变主人心意，根本不现实。到了奥斯汀时代，女子的高攀婚姻（hypergamy）已然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尽管豪门望族与蓬门寒舍的鸿沟依然鲜明。再到维多利亚小说，家庭教师嫁给男主人的情节再正常不过了。18世纪以前，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不同阶级的纵向（vertical）差异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伊丽莎白一世甚至要求贵族们衣食住行要品味高雅，必须和平民的生活方式区别开来。为了强化阶级观念，贵族们要热情好客，定期炫富，算是给平民百姓提个醒，我们和你们不一样。随着资本主义兴起，新兴的资产/中产阶级为了提高社会地位，最初采取的也是这个套路，买乡下宅第，跻身乡绅阶层。但毕竟职业各异、出身不同，资产阶级（bourgeoisie, 英国多称为中产阶级，middle classes, the middle rank，说法不一，以下统称中产阶级）如何形成自己的整体身份呢？婚姻观念的变化成了一大契机。过去的婚姻大多是同等阶层之间的联姻，强调的是亲属关系（kinship relations），某家公子哥儿娶了某家名门闺秀，某国王子娶了某国公主，如此等等。到了18-19世纪，中产阶级开始淡化亲属关系，强调“伴侣式婚姻”（companionate marriage），讲究男女各自的品格。男人要努力奋斗光耀门楣，女子要知书达理善于持家。对于中产阶级的男性而言，一位温柔娴静的窈窕淑女，实用价值远远超过出身高贵但挥霍无度的贵族女子。而且，强调品性的娶妻观念，使得大家有了横向（horizontal）比较的可能。出身、职业、收入各各不同，但都有可能娶到贤惠的妻子，大家不就有了统一战线？这样一来，中产阶级的奋斗目标不再是贵族头衔，而是教养谈吐，社会风貌悄然发生变化。
小说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DDF认为，小说是把温柔刀，表面上只谈儿女情长，实际上绵里藏针，不动声色地挑战原有的尊卑秩序。它将政治对抗转化为两性伦理，从而隐藏锋芒、回避矛盾。女性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她们作为政治世界里的弱者，可以通过写作改变社会观念，从男性的求偶标准开始，一步步建构女性的主体性。福柯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考察形形色色的压迫，但Armstrong指出，光考察压迫机制不够，还得研究对抗话语如何重塑压迫机制。Pamela软磨硬泡的顽强抵制，使得Mr. B改变追求她的手段，从乡绅大老爷欺压底层小女仆，变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理查逊采用女性视角，讲述一个婚嫁故事，巧妙地避开了阶级矛盾，但又能指向新的社会秩序。
阶级矛盾转化为两性伦理，这个套路至今仍然沿用。《泰坦尼克号》玩的不就是这一套吗？杰克凭借男性魅力、幽默感和似水柔情，完胜头等舱的贵公子卡尔，赢得罗斯的芳心。用达尔文的话说，穷小子打败富家子，取得了性选择的胜利，证明了自己更高的价值。杰克和罗斯短暂的情缘，掩盖了三等舱和头等舱的贫富差距。杰克死后，罗斯显然没有嫁给另外一个底层男性，但新丈夫的身份地位，剧情显然不愿涉及。
DDF选用的文本，除了最后的《奥兰多》，前面几部我都读过，这样读文本分析简直太过瘾。Pamela作为早期家庭小说的代表作，大胆尝试以女性意识改变婚姻观念。Mr. B的管家太太对Pamela说，绅士追求美女不是应该的嘛，干吗要半推半就。但Pamela不接受管家太太的常识，她要建立新的常识，借用神学概念，用“灵魂”和“个人意志”抗拒Mr. B的威胁利诱。Mr. B最终接受了她的条件，克制兽欲，文明求婚，她也因此跨越阶级藩篱成为乡绅之妻，凭借德行和权贵平起平坐。饶有趣味的是，她的对抗方式是写作，而语言最终取代肉体，成为她的身份符号。小说后半段，Mr. B不再企图占有她的肉体，而是强行阅读她的书信，试图从语言中了解真实的、完整的她。
奥斯汀不同于理查逊，她不认为语言能彻底颠覆物质世界的规则。Emma最初是个喜欢做媒的浪漫少女，她用女德手册那一套来调教Harriet，试图把无名小卒包装成大家闺秀，在婚姻市场上卖个好价钱，结果惨败。为此，Emma和Mr. Knightly争论过，后者主张认清现实、各安其位。Emma最终还是接受了Mr. Knightly的论断。但这并不意味着奥斯汀没有挑战既有的规则。语言决定身份，在《爱玛》当中再次体现。男女关系首先是语言契约，谈恋爱不是光看门楣，还要聚会、私聊、写信。Mr. Elton写的文字游戏词藻浮华空洞无物，比不上Robert Martin写给Harriet的质朴情话。中产阶级的质朴文风取代传统贵族的华丽文风，成为写作新时尚。而质朴文风代表的理性和务实精神，也成为新时代理想男性应有的品质。而理想女性的特征，也要通过语言来表现。Miss Bates一览无余，Jane Fairfax过度缄默，两个极端都不是恰当的自我呈现方式。Emma冰雪聪明能说会道，又能反躬自省，所以她可以得到Mr. Knightly的青睐。而两人对阶层流动的不同看法，没有被归结为政见不同，而是年龄、阅历、个性的差别，毕竟他俩出身相仿又两情相悦。这样，18世纪托利党和辉格党的对立，被置换为19世纪中产阶级内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温和差异。奥斯汀这种含蓄而灵活的处理，被类比为塞缪尔·约翰逊对“语法”和“用法”的认识。约翰逊编词典时深受一个问题困扰：人们用词太随意，需要制定语法规范；但如果一切用法都合乎语法，又怎么保证语言的丰富性。奥斯汀实现了两者的平衡，她没有公然背离既定的语法规则，但设计出独特的用法，为笔下人物赢得了自我定义的有限空间。
到了勃朗特姐妹这里，奥斯汀的有限空间显然不够用了。奥斯汀笔下的金童玉女，只要谈得拢、结了婚，从此过上幸福生活。勃朗特姐妹拓展了女性身份的范畴，发掘出女性游离于社会规范之外的内心渴望。阁楼里的疯女人，凯瑟琳游荡在荒原上的孤魂野鬼，都是被放逐的欲望。《阁楼里的疯女人》分析到了这一步，认为疯女人代表了女作家不为社会所容的内心冲动，最终会被父权社会压迫下去。DDF更进一步，指出“内心”这个层面本来就是建构出来的。贵族联姻的时代才不讲究什么内心世界，内心是现代性的一部分。现代人既然开始重视心灵、品质、意志这些东西，自然也要面对它们的对立面——不高贵的品质、不能见光的渴望、被扭曲的心灵。疯女人是现代性的产物，她被建构出来，然后再被打压下去，这样现代人尤其是中产阶级，才能完成现代化的艰难蜕变。阁楼里的疯女人注定要死去，凯瑟琳的游魂要抓走不合时宜的希思克利夫，她的情敌、她的女儿才能在文明世界中好好生活下去。
DDF指出，疯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含义，她象征着机械化进程中被压迫的底层人民。从1818年到1848年，即奥斯汀和勃朗特之间的时代，家庭小说归于岑寂，原因是机械化进程席卷而来，政治变革风起云涌，儿女情长暂时没有用武之地。19世纪以前，底层示威活动屡见不鲜，但始终是象征性的活动，贵族和乡绅一般会满足底层的诉求。但到了19世纪初，底层人民和当权者无不荷枪实弹，超出了仪式性对抗的限度。双方的暴力行为，在象征层面上都可以视为对家庭伦理的破坏。彼得卢屠杀，血流遍地，凄风苦雨，城市像是一个被洗劫的家庭。每一次卢德运动过后，机器的地位反而更加稳固，因为捣毁机器的劳工被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塑造成反面人物，没有文化、扎堆酗酒，没有和谐稳定的家庭生活。机器成了男性权威的代表，高度理性，循规蹈矩，不再是自然的对立，而是自然的延伸。机器生产线上的女性，干净整洁，温柔朴素，这才是时人眼中的理想女性。来自异域的疯女人是中产阶级文明社会的入侵者，她的存在提醒既得利益者要维护现有的秩序。这个观点现在已经被学者玩烂了，而上世纪80年代想必石破天惊。
夏洛蒂·勃朗特的Shirley是一部直击卢德运动的小说，但它也没有直接讨论政治事件，而是再次祭出文化的大旗，用阅读塑造英国性乃至人性。DDF有句话说得极其漂亮，《谢莉》开始于《简·爱》和《呼啸山庄》结束的地方。简·爱为罗彻斯特先生读书，小凯瑟琳教哈里顿·恩萧读书，代表着社会秩序的重建。《谢莉》中，Caroline指导Robert Moore读莎士比亚，这是他俩婚前为数不多的温情戏码。工厂主Robert生在比利时，Caroline教导他如何做体面的英国人，告诉他要心地善良体恤劳工。这样，英国性也好，资本家身份也好，统统归结为经典作品中的高贵情感。而这些高贵情感，是女性教导男性的。男人世界里的事儿，再次被隐藏进女性的温柔乡里。
本书行将结尾，维多利亚时代谢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登上历史舞台。此时的权威话语不再属于贵族和乡绅，而转移到形形色色的职业人士，医生、教师、官僚。弗洛伊德作为强势一方，审视少女杜拉，试图重塑女性主体，诱导她承认自己的原始欲望。中产阶级一个多世纪的文明建设，被弗洛伊德悉数拆解，难怪DDF说，Mr. B带着原始欲望回归了。Pamela的拒绝，可以被解读为半推半就，也可以被视为人格缺陷，总之不愿意承认欲望是矫揉造作，没能力承认欲望是有病得治。少女杜拉最后夺门而去，拒绝弗洛伊德的男性视角解读。而女性主体性的重构，要等到伍尔芙《一间自己的房》问世，才初步启动。
DDF是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作，它展现了新历史主义的勇气，但也反映出这个批评路数的难题。Armstrong是个极有勇气的学者，敢于高屋建瓴，得出石破天惊的结论。DDF赋予小说划时代的意义，将它与中产阶级的兴起挂钩；她另一部关于小说与摄影的著作《摄影时代的小说：英国现实主义的遗产》（Fiction in the Age of Photography: The Legacy of British Realism，1999），则认为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从19世纪中叶起，小说展现出鲜明的图像性。先说后面这个，我绝不敢下这样的结论，大概只有大学者如卢卡奇和Armstrong才敢。粗浅地想，小说再怎么有图像性，也不太可能像摄影那样高度仿真，小说的图像性未必是摄影时代赋予的，说不定传承自史诗和绘画呢？我读DDF也有同样的困扰，为什么说“伴侣式婚姻”是中产阶级的专利？贵族联姻就没有两情相悦的神仙眷侣了？我猜，Armstrong有可能想到的是亚瑟王与桂尼薇这样的贵族婚姻。确实，骑士的爱情与婚姻基本无关心灵，纯粹是荣誉和地位的象征。但反例也有很多，像《奥德赛》里的Penelope不仅仅有个王后头衔，她是标准的贤良妇女，勤俭持家、忠贞不渝、冰雪聪明、教子有方，完全符合DDF里描述的近现代中产阶级女性特征。Armstrong引用颇多的文艺复兴时期，也有哈姆雷特与奥菲利娅这样无关联姻、直击内心的爱情故事，那时候还没什么小说吧？总之，单谈历史趋势容易成立，一定要突出文学史对大历史的作用就有点棘手。宏观梳理文学史很难，微观研究单个作品更难。如何证明一部小说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大多数作品无非再现（represent）、戏剧化（dramatize）某个历史现象，发人深省，给历史长河增加一点波澜而已。
中产阶级是DDF的讨论重点，相关词包括中产阶级爱情、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我的硕士论文就曾经涉及过中产阶级，答辩前后弱化了这个概念，因为实在不好谈。首先中产阶级怎么界定？Armstrong解释了一页多，大抵有文化、有职业、介于底层劳工和大贵族之间的人群都算是中产阶级。这就难办了，托克维尔早就说过，跟法国的贵族制度（什么穿袍贵族、佩剑贵族）相比，英国都不算有贵族。想想也是啊，英国除了皇亲国戚，其余最多是大乡绅，像Mr. B这样的人，到19世纪大概也算中产。我写《远大前程》的论文，没敢说Joe和Miss Havisham不是中产阶级，前者有自己的小作坊，后者最多是个有闲阶级，广义上都是中产。但又不能把他俩划进中产范围，因为他们代表的不是作者眼中的中产阶级生活理想。Armstrong显然也没敢直接贴标签，她做文本分析时总是悄悄把中产阶级替换为职业人士、地主（landowner或者landowning family）等词汇。她谈中产阶级爱情，也只是引用了“伴侣式婚姻”的概念，没有说其他阶级不存在这样的爱情。我当时写中产阶级友谊，引用休谟的中等阶层论，他认为上流社会是谄媚对象很难有真正的友谊，底层人民忙于生存也没法建立友谊，只有中等阶层可以享受友谊的快乐。这个论断有一定道理，但拿来立论显然站不住脚，可惜我写完论文很久以后才意识到。因此再读到中产阶级爱情，心里总有点没底气，真的可以这么说嘛？
内容上的困惑说完了，最后再吐槽一下格式。索引这个东西，不知道跟作者有没有关系，做得极其粗糙。Middle-class love这个大词，我肉眼所见就不下五处，结果索引里只有一两个页码，让人怎么找去。Kinship relations，从引言部分就很重要，贯串全书，结果索引从200多页才开始算。索引太简略，很多细节错过了就再也找不回来。比如引言里提到以经济为标杆的历史观从19世纪初期才开始，我明明记得正文有一段重申过这个观点，而且引用过某位历史学家，结果死活找不到，索引里也没有。
然后本书的注释，很多地方用的是简注，只给作者姓氏和页码。前面引用过的书，后面一概用简注，这个做法简直令人窝火，谁记得前面哪里引用过的来着？隔了好几页注释再次引用，麻烦给个详注可以不？或者最后放一个参考文献列表？牛津出版社近年的书是有参考文献的，而且特别贴心地把尾注改成了脚注，可圈可点。后来猜测，牛津之所以又用回脚注格式，是因为相当一部分英国大学（尤其是伦敦大学体系）使用的是MHRA引用体例，伦敦大学的学者与OUP签约，一般也都保留写作时的体例。
2018.06.15
两年前大惑不解的问题，最近茅塞顿开。所谓“中产阶级爱情”，并不是说穷人和贵族没有爱情，也不是说中产阶级的爱情和穷人、贵族的爱情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谈恋爱嘛，有啥不一样。但爱情这个概念，对于一个中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社会（18-19世纪英国），有特殊的意义，从根本上重塑了行为准则和社会秩序。这个重塑秩序的过程，始于工业革命，定型于维多利亚时期。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到Pamela和Mr. B的“爱情”，再到简·爱和罗彻斯特先生的爱情，想想这三段爱情与当时社会秩序的关系，大概可以明白一点。
相应地，当时我硕士论文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其实我当时想引入“中产阶级友情”的概念，但定义显然没说清楚。读博以来，每当遇到概念问题，导师给的建议始终是不要画地为牢纠结字面定义，而要想清楚自己最终想论述什么问题。最近才忽然想明白，Nancy Armstrong可不就是这么做的吗。她也没有刻意划定“中产阶级”的界限，而是根据文本分析的需要随时微调。罗彻斯特先生到底算贵族还是算中产，她也没特意说明过。概念前后有出入也没关系，因为她最终的贡献，不在于给出一个“中产阶级”的明确定义，而是说明中产阶级如何从传统贵族那里兵不血刃地夺得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