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宏杰

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淳朴；唐代人雄健阳光，有尚武精神；进入明清之后，流氓气越来越重。而此流变与专制制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世界视野中对中国国民性的观察和历史视角下对中国国民性演变过程的剖析，作者认为是落后的制度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

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我们曾经说越贫穷越革命，越穷越高尚，其实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枷锁了人的身体，让他们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

东汉末期的“党人事件”影响非常深远，因为知识分子骨头太硬，东汉宦官兴起了两次迫害人士的“党锢之祸”，特别是第二次“党锢之祸”，流放囚禁了六七百明官员，拘捕了一千多名太学生。经过这场浩劫，天下敢言的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但是那种“杀身以成仁”的气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同样，汉代知识分子反复抗争的最后归于失败的遭遇也告诉了后代一个事实；在中国历史上，理想与权力斗争，最后胜利的永远是权力而不是理想。这对后世知识分子的心理产生了十分微妙而深邃的影响。在两次党锢之祸后，其它朝代极少再出现汉代那样知识分子的集体抗议行动。

唐代的宽松、自由、强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由汉族文化中优质、健康成熟的部分与少数民族天真、刚劲、开阔的气质相结合，催生了独一无二的自然、丰盛、灿烂。那是中国人最自信、最自由、最放松的如同鲜花着锦的一段时光。

唐人粗豪，宋人细腻，唐代女人多外向泼辣，宋代女人多内敛柔和，唐诗热烈，宋诗沉思。唐人们热情的向往建功立业，如岑参的“近来学走马，不弱并州儿”，李白的“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遨游”。宋代文人却不再向往到边塞去领略风沙，习武从军在他们看来是卑贱的事业。这一切源于宋代统治者对武器的深深恐惧。宋太祖得天下之位后，就着手全方位防范第二位“黄袍加身”之人。分权的同时提高文人的地位，便是其重要的手段。

宋代取消了宵禁，废除了奴隶制，舆论管制也相对宽松，人们享有空前的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更加对重视人命、人权的尊重。同样宋代还有“刑不上大夫”传统，这也让整个士大夫阶层，表现出的责任感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元代统一中国，致使大批宋代精英和有识之士的死亡，有人说在文天祥赋诗而死，陆秀天负幼主蹈海而亡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已经灭亡，“崖山之后，已无中华”这一方面是指中国文化受到毁灭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指中国的脊梁被打断，中华精神已经灭绝。

元人视汉人同牲畜，也更加奴化了士人的“性格”，元朝建制不过百年，在本已经失去民族精英打击之后，作为三、四等人，生活在社会底层。那些不断钻营，“流氓”之人，反而会有更高的发展空间。这也让世人的整个性格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论是春秋的重礼、战国的至纯、唐朝的粗豪，自信，宋代的内敛细腻，更多的被“奴性”“利己”所取代。

大明王朝是一个“全民流氓”的朝代。特别是统治者家天下的观念，让全国人们都成了他的私产，对人民的奴役也更加深刻。

贡斯当叙述专制权力如何摧残社会道德时说道“（专横的权力）毁灭道德，因为缺乏安全感，就不会有道德。”德·彼夫说“在受到瘟疫袭击的城镇中，道德会出现突然的堕落，垂死的人掠夺垂死的人，专横权力对道德的影响，就像瘟疫对人的影响，每个人都会抛弃同命相连的受难伙伴，每个人都会公开放弃他们过去生活中的契约”。

“忠”“孝”“一女不侍二夫，一臣不侍二主”改朝换代对每个人，特别是士大夫来说都是一个考验，一次屈辱，一次尴尬。虽然每次改朝换代都有无数的人“投井”“坠城”“阖家自焚”，然而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最终还是得选择屈辱的活下来，这对大部分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人格受挫和自我否定的过程。再好的钢材，反复弯折它，也会产生金属疲劳。在质朴的民族，在这样不断的尴尬面前也会变得冷漠。中国人的自信和自尊，本来是建立在“忠孝”为本的道德之上。然而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是对“忠义”的摧残，对“投降”的奖励。

中国人的单纯和刚烈，在这一次次的弯折中渐渐消失，维系这个社会的道德纲常被日渐架空。人们越来越油条，不管从哪个方向来的大军进城，他们都熟练的插上顺民的牌子，摆上香案，跪在城门两边迎接。

2021年3月15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