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里的灯被邻床老爷子的女儿关掉了，我的手里正捧着一本书，一篇文章才读了一半。病人们都已沉沉睡去，陪护的家属也需要抓紧时间休息。
黑暗中，书还是被我抓在手里，我的大脑还在回味着文字。我的身体一动不动地斜靠在墙边租用的陪护人的长椅上，仿佛还在继续看书。
我还不想睡觉，我只是不想发出声音让别人觉得关灯“影响”了我。作为陪护病人的家属，她们非常辛苦，非常需要哪怕片刻不需劳心劳力的休息。
在神经外科的病房里，住的病人大多是不能自理的重病号:有脑死亡的植物人；有做脑部动脉瘤手术还没苏醒的患者，症状跟植物人差不多；还有脑溢血昏迷不醒的病人；也有像我父亲一样因车祸导致的颅内受伤出血的人。
这些病人，时间长的已经在这里住了两三个月，而且不知道还要住多少时间才能出院。每个病人身边，忙碌着的都不止一个家属，而是两个、三个，甚至更多个。
在这里， 生死只是一线之隔，有时会感觉生不如死。正常人来到这里，会骤然顿悟：这世间，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
在这里，你会看见这些神情疲惫憔悴的病人家属，有时会彼此鼓励相互打气；有时佯装怒意故意吵嚷着病床上久未苏醒的人，喊他起来和自己吵架；明明刚才还在笑骂那个没知没觉的“无情人”，转眼间，聊到他的病情，说到往日生活琐事，谈到治疗费用，不知不觉就红了眼睛流下泪来。
无论相爱相杀，还是平淡度日，亦或深情款款，在长期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压迫之下，都化作了“尽人事听天命”的无奈。
在这里，感情已不重要，知觉和理性最珍贵最重要。
对于病人来说，有了这些，意味着他正在逐渐好转和康复。
对于陪护的家属来说，这些才能让她们过滤掉悲伤忧虑焦急，朝最好的方向去想去做，对最坏的结局有所准备。
花力气改变自己能改变的，有勇气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这对所有人都很重要。于病人而言，是对疾病的抗争和最终对命运的接受；于家属来说，是尽自己的心力和责任去照顾和治疗病人，求得安心和无悔；对于医护人员来讲，是出于职业的操守和责任，尽最大努力救治病人，以求无愧于心无负于科学。
天天在病房里穿梭的人，对痛苦的体验会变得麻木，因为太多太深太重的痛已经让人的神经习惯了。习以为常，刺激感就不会强烈。
反而，偶尔见到的一张灿烂的笑脸，听到的一句乐观的话语，以及前来探望病人的年轻人的俊美与活力，都能给人以新鲜感和深刻印象。
看到病人睁着眼睛或闭着眼睛，任由护士和家属翻来覆去，吃喝拉撒都由别人帮助或医疗技术手段辅助完成的时候，我已经想不到“人”这个词语，我只会想到“生命“，和动物、植物一样的生命。
“人”，意味着社会属性和尊严，而在这里，伤病，使他们丧失或暂时丧失了“人”的尊严。无法感知，无法表达，无法保护遮掩身体的隐私。只是活着的生命而已，跟猫、狗一样，跟草木一样。
“人”最低的尊严，大概应该是正常地、健康地活着。这也是“人”最根本的最高贵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