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于1887年12月3日（清末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出生在浙江杭州府海宁州城。初名国祯，后改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号人间、礼堂、观堂、永观、东海愚公。海宁王氏是书香世家，王国维之父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出生在这样的书香门第，王国维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六岁时就进入私塾读书，师从潘紫贵和陈寿田先生并且在其父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在十五岁时入州学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在当时和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一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
但是王国维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学霸”，他也曾三次乡试不第——在十五岁时，也就是参加海宁乡试那年他也曾赴杭州府参加乡试但不第，第二年三月又一次参加也不第，四年之后他又一次参加杭州府的乡试但依旧不中。到了这里，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王国维既然多次不中举，那么他定会对清廷有所埋怨亦或是感怀伤逝认为其中必定有腐败之处，进而对其内部之不足加以批判。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王国维并没有对清廷有太多的埋怨，在局势动荡之时他还受命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并且清理景阳宫等处藏书。在1924年11月冯玉祥部“逼宫”，命溥仪迁出紫禁城时王国维随驾前后，写下了“艰难困辱，仅而不死”之言。在1925年受聘于清华大学之时，他也是请示了溥仪才出任导师的。这些种种迹象都表明其实王国维对于清廷和皇帝的态度都是很谦卑和恭敬的。
对于王国维本人的行为不是我们一言两语可以判定的，他的性格和他的信仰是我们够为我们揣测的。或许他的信仰就在于“朝廷”，“天子”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精神寄托，他也接触过西方的新学并且在《人间词话》一书中就有大量的引用西方的一些文学评论观点和哲学思想，这就说明他并不是那种完全的守旧派而是在思想上有“革新”但是在“信仰”上绝对不会有所“革新”。他不是那些热血青年，没有激情洋溢的救国口号，没有骁勇善战的健硕臂膀，没有将国学、“孔家店”打倒的偏激。他就是一个在书斋沉默的“守旧者”，默默地做着学问做着研究，或许你会觉得他很迂腐，很迂腐的执着于国学研究，很迂腐的执着自己的坚持。但是我觉得要是没有这一朵“奇葩”开路，那么后来的人便很难看到如此多经典的研究考据之书。在王国维所著之书当中最为大家所熟悉的便是《人间词话》，而《人间词话》当中最为人熟悉所的就是这样一句——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次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次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次第三境也。这三重境界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一书之中最为我们所熟悉的，它不仅仅是体现出王国维的治学理念更给了我们做学问和学习的一种方法。首先要学会孤独，只有孤独的做学问才会发现其中的奥妙，我们不能想着花前月下和勾栏瓦肆如此做学问便会有所进步，其次要用心，之所以人会日渐消瘦必是用工之结果。最后便是学问可成，在回首灯光处便可见原来学问大抵如此，了然于心。
像这样经典的句子在《人间词话》之中有很多，开篇便有“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读词最以境界为佳，描写的意境不同带给读者的感受就会不一样。例如：在姜白石的《扬州慢》一词之中就以扬州城因战争而破落的景象描绘——“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 则四顾萧条， 寒水自碧， 暮色渐起， 戍角悲吟。”这样的场景非是词而不能括其全意，用寥寥数语就描写出扬州城的凋敝破败。这哪是杜牧笔下的“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指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窗帘总不如。”的场景呢？又哪是李白笔下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三月扬州的美景呢？词就有这样的魅力，独特，长短不一，却让人能够感觉到他的境界之美。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王国维的“造境”和“写境”之区别——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现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造境和写境之区别就在于理想和现实，浪漫的诗人必趋于造境之创作，现实的诗人必趋于写境之创作。例如：李白就是一个造境的高手，在《梦游天姥吟留别》当中通过想象的手法将自己梦游天姥山的场景进行了描绘，但其中的想象又结合现实之景。而与李白几乎同时的杜甫就是以为地地道道的写实诗人了，在他的“三吏三别”之中将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进行了描绘，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幅战乱众生相，在杜甫的诗当中大多数都是通过看到的景象来成诗的，因此诗歌的写实性和现实性都很强。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造境”和“写境”之区别。
读完《人间词话》我可以感受到王国维作为一个国学大师的功底，尽管每篇都只有寥寥数语，但是恰恰评析的精华就在于此。我们读诗读词之时未曾感受到的东西，可能就是观堂先生所说的。王国维的这本书既借鉴了外国的“新学”又不忘了“国粹”这就为我们研究诗词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因此我认为观堂先生才是真正的“独辟蹊径者”——引新学以成书，守旧学以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