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制图员绘制某个地区的地图一样，我们的大脑也在把现实世界中的种种事物，种种“疆域”绘制成大脑中的一幅幅地图。由于一幅地图代表着现实世界中的一种“外质”，所以我们大脑中时时出现的疆域之争，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尤其是当人们所绘制的领地根本缺乏事实依据时，斗争将更为激烈。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大脑中的地图与外界的“疆域”能够形成一一对应的格局；而只有这样的地图的精确性也才经得起查证。
首先，让我们来简化外界和大脑中的图像。我们假设，这里只有唯一一个单纯的外界刺激，它来自我们的皮肤或者眼睛，或者耳朵，我们将这一刺激记录到神经中枢上。这一刺激并不代表外界所发生的的一切，但是，它是由外界事物引起的。
此时，我们的大脑将得到一个单一印象。很快，我们得到另一个印象，接着，我们再得到下一个......以此类推。最后，大脑将树立起一个模式，或是提供与某种模式的联系，并开始组织收到的外界刺激，最终给出对外界刺激的解释。于是，便产生了视觉，听觉或是味觉。
最后，我们假设大脑中所形成的这些模式将以一定的顺序排列，而且，我们还能够识别出那些与我们过去的经验相似的模式。在这些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将构筑一幅幅图画，因此，当大脑接收到外界的某种类似的激励时，我们便会将大脑中出现的新印象与其中保留下来的图画相比较，然后得出结论：“这个极为相似”或是“那个极为不同”。
这就像某个人绘制地图：他先在纸上用铅笔做出一个小点的标注，代表一颗大橡树；然后，他又标注上另外一个点，代表一个农舍；随后，他又用同样的方法标注出风车，风车就位于橡树和农舍之间。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在纸上做的这些标记就是自己的农庄。它们只是农庄的某种代表，某种能够帮助他了解农庄上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记号。在这张地图上（如果它的确是张好地图），农庄，这一现实存在的事物，应该与他所绘制的地图之间，保持良好的对应关系。
例如，从大橡树到农舍大约有150步之遥，在地图上，这个距离可能有三英寸。那么，如果风车位于农舍和橡树之间，在地图上代表风车的位置，也应该位于农舍和橡树之间的位置。事实上，如果地图绘制得很好，农舍到风车，风车到橡树在地图上的距离，也应该与农庄上各个位置之间的实际距离保持相同的比例。也就是说，地图上的像素不仅要保持与实际事物的一致，而且各个像素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也应保持与现实基本一致。
我们并不希望在地图上发现与客观现实不相符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大脑中绘制地图的方式，也是我们了解外界的唯一途径。
如果你听说，人们经常在脑中绘制那些根本没有现实依据的地图，你是否会觉得这很孩子气，很好笑。但是，人们的确如此。人们有时会觉得自己对某件事物有足够的把握，根本不需要现实世界的任何依据，甚至出现相悖的证据时，人们依然坚持脑子里的虚构的地图。
如果我们能够逐一检查现实的事物与地图上的标志之间的对应关系，也许便可彻底避免冲突和纠纷。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具有固定泊车位的停车场，如果每个位置都泊满汽车，那么我们既不必去数停车位也不用去数汽车，便可以知道汽车数与车位数一致。此时，汽车与车位就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甚至一个没有学过数数的人，也可以很快地做出判断，告诉你，汽车是否和车位一样多，或是汽车比车位多，或是车位比汽车多。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有机会检查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是否符合现实，就像我们核实地图上的标志与现实世界的一致性一样。
举个例子来说，假设你认为位于贝尔门特大道与喷泉大街之间的希尔文大街，路南边共有10幢房屋，而我则认为共有12幢。显然，我手里的地图与你的不同。那么，我们是否打算以一场混战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冲突和争执呢？或者，我们干脆直接到希尔文大街，数数那里的房屋究竟有几幢？哪一种方法更能有效地解决争端呢？
这个问题便涉及我们的地图的质量，以及地图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现实的景象，任何地图都不可能有现实的景象那么完美。所以，当我们遇到有关事实的真相时，我们最好能够亲自到实地去考察。现实的景观永远都是比地图更为权威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