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小学毕业，考入了南川县第一初级中学。这是当地一个叫张梦春（谐音）的土豪出资创办的一所学校，解放后收归政府所有。我到学校报到，进入初一、三班教室，班主任是个30多岁的女教师，叫陶正勋。因学校在镇上，离外婆家有5里路，我就住在了我哥家里。

上完课或者周六和周日，我都爱到街上去玩，特别喜欢租自行车来骑。自行车行的老板是个20多岁的人，很酷！他能在赶场天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骑着自行车穿梭自如地通行。此外，他可以长时间停车不倒地，可以提起自行车龙头，让前轮离地骑行，还可以单脚勾着车杠，骑车俯身捡起地上的东西。

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都喜欢到他的车行里租自行车来骑，又特别爱骑着车在女生面前显摆。久而久之，我就想拥有一辆自行车，这样，就可以随时回外婆家了。

我知道外婆有钱，就给她说要买一辆自行车。她问要好多钱？我告诉她要180块钱。“天呢！你这个挨刀砍脑壳的龟儿子哟，我哪里有啷个多钱哟！”她听我说那么多钱，吓得使劲骂我，不停地骂。

我知道，她要有一个心理适应过程。180元，对她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当时，看一场电影才5分钱，她几十年来从未上街花过钱，平时只花点买盐巴的钱，油钱都不用花，因为父亲会按月送来猪边油。一下子要她拿出这么多的钱出来，就像是挖她的肉一样。

我以为她骂完后会给钱的，平时找她要钱买个炒米花棒或者看场电影啥的，她都会一边骂着“龟儿子”一边解开蓝布对襟衣服，从口袋里往外掏出一个裹得紧紧的黑黢黢的手绢，打开，拿出几分钱来，恶狠狠骂着交给我。这次，我犯了判断失误的错误，她骂了半天，没有一点给钱的意思。我一着急，求她，反而不骂了，就不理我，不管怎么求都不开腔。我彻底没戏了！

但我不会善罢甘休，父亲没钱，就是有钱也不会给，我和他有距离，只有外婆的钱是可以强取的，情急之中，想到了我哥。外婆同样喜欢我哥。

母亲嫁给我爸后就没管我哥了，一直在他爷爷家长大，他从来没上过学。8岁时，他爷爷就教他学手艺，从拉风箱打铁到学钳工、车工，十几岁就上班挣钱了。他很喜欢打猎，经常背着一支火药枪出门打野鸡、野兔、斑鸠之类的猎物。他和朋友一起打猎路过外婆家时，都要来看望一下。每次来，外婆都要弄好酒好菜来招待，喝酒时，他让我陪他一起喝，我在8、9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喝酒。我想，只要我哥出面，外婆肯定会给钱的。

果然不出所料，我哥一说，外婆就同意了。我哥对外婆说：“春毛读书回来不方便，走路有点恼火，买个洋马儿骑起回来快一些”。外婆二话不说，就带着我哥和我爬着楼梯上了楼。

来到柜子前，她拿扒扒钥匙捅开条形铁锁，向上拉开柜门，抱起一大堆衣服，柜子的一角露出一堆钱来。她拿起一坨用麻绳绑着的钱，叫我哥打开。我哥点了180元交给她，她手抖着把钱交给我哥，大骂道：“你两个龟儿子哟，这是180块钱呀！”那种无奈和心痛的样子，现在一想起来，我就心酸，当时真是太不懂事了，那是她几十年积攒下来的老本呀！

拿到钱后，我哥找人要了一张工业票，带着我到万盛的工贸商店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有了崭新的自行车后，我成了学校的著名人物，好多人都来陪我玩，找我骑自行车，借我的自行车骑着外出办事。

那段时间，我骑着自行车到过南川万盛，爬了好多坡坡。公路上骑了，我又去骑乡间小路骑。有一次从公路上冲到了学校操场，摔得头破血流；有一次在田坎上骑，没掌控好，直接摔进了稀泥田里，糊了满身的泥巴。

骑回家外婆看见了，她讥讽我说：“耶，你骑个洋马儿好拽（得意）哟，不是我拿钱给你买，你拽个屁呀！”

玩了一段时间的自行车后，我就遇上了一件人生大事情。

有天下课，我上完厕所回教室来，看见班主任陶老师带着一个男老师在班上和几个女生谈话。男老师50多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声音洪亮。

陶老师见我进教室来，就招手让我过去。“你看看他怎么样？”我过去后，陶老师就把我推给了男老师。他拉着我的两只手看了又看，又掰了掰我的几个指甲，然后丢下我，去拉起一个女生的手来看，没和人说一句话。

一会儿上课铃响了，男老师出去后，陶老师开始上课。我一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又不敢问老师。直到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我才知道了原因。

陶老师把我叫到了一间空余的教室门口，让我进去，说王老师找我。我进去，看见检查我手的那个王老师，正和几个女生在一起，看见我，就让我坐下听他说。

原来，老师名叫王令德，是一名语文老师，琵琶琴弹得相当好，哈尔滨音乐学院叫他去当老师，因为离家太远没有去。在南平镇教书期间，他教了几个学生，都进了南川涪陵的川剧团当了乐师。

他有了名气后，地委书记龚家和就叫他在学生中培养几个后备人才。弹琵琶的都是女生，只有我一个男生，王老师告诉我，是因为我的指甲比任何人的指甲都硬。

就这样，我成了王老师的弟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的未来之路一定是朝音乐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