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生在农村，我在很小的时候，便和同龄的农家孩子一样，学会了干农活。
几岁时便和小伙伴们一起到田边去割草，然后背到生产队的场屋(供生产队养牲畜的地方)去换工分，只记得每天都随着大一些的孩子们去交青草，有专人过秤，记录，至于换了多少工分，自己并不知道。大人们也从不过问。
回到家里，我的任务是为在厨房忙碌的奶奶在灶旁烧火。开始是烧不好的，火老是烧着烧着就烧到灶口外面来了。每看到火烧到外面，我便十分慌张，因为灶旁有时堆着好多柴草，稍有不当便会引起火灾。
烧的次数多了，便知道如何对付了。有时奶奶烙单饼，我也会烧鏊子了，偶尔有来串门的邻居看到，总是夸讲我灵巧能干。
十来岁时，我便是母亲的好帮手了，我家菜园地里锄草，浇水，施肥等，妈妈都把我带上，我也尽心尽力地干着我所能干的活儿。
现在印象最深的是为庄稼喷农药和挑水，这两件活儿都是体力活儿。
土地承包到户，因为有了自家的土地，需要干的农活就更多了。我已由原来的割草、烧火、浇水等，又试着承担了偶尔的喷洒农药，担水等需要出大力气的活。
第一次为一小块地上的棉花植株喷农药，是在妈妈太忙，而棉花的花蕾上又已长虫子的情况下。妈妈给我兑好半桶药，告诉我尽量不要把药沾到皮肤上，我背上药桶就直奔棉花地了。
农村的孩子干农活是不用刻意学习的，长期的耳濡目染即会了。虽然第一次使用农药桶，但喷头上的药水均匀地洒在每一片叶片上，每一朵花蕾上。开始还好，没过多久双肩便勒得很疼。背上的本就半桶水的药桶，仿佛一个大力士般将我往后扳去，我只好尽力把身体往前倾，几乎是驮着药桶了。
待到把几分地的棉花植株全都喷上农药，我已累得双肩疼痛，似被人勒了脖子一般直想呕吐。
再着就是担水，因为母亲要干农活，所以，每天上午割草回来，我便挑上水桶去井边打水。
全村人共用一口水井，逢到干旱季节，水井内的水少得可怜，似乎只浅浅的盖着井底。
井是用石头垒起来的，井口的大青石已被常年累月来取水的人踩得溜光水滑。每次把桶往井下放的时候，我都是小心翼翼的，唯恐稍有闪失，人或着井绳跌落于井中。
从井口往下望去，黑黝黝的，只有井底的水面有些光亮，仿佛不太明亮的镜面一般。
摇动四、五米长的，有些沉重的井绳，把井绳尾端的水桶倒扣水面往桶里灌水，然后，再把水桶提上来。这即是技术活，又是力气活。对于既没有力气，也没有技术的我来说，把桶续进井里灌进去半桶水，再提上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有时是三番五次的摇动井绳，由于力气小，晃动的幅度也小，尽力操作的结果往往是，水桶象有意逗我似的侧坐在水面上，悠悠地荡啊荡啊，水桶口就象是张开的大嘴，调皮地对着我笑啊，笑啊！
偶尔一次，水桶终于可以侧翻在水面上，灌进半桶水，我便欣喜若狂，连忙将井绳拉直，不让桶再灌进去水，若水多了桶重，我是拉不上来的。等一下一下用力收绳最后将桶提上来，我早已累得虚汗直流了。
把两半桶水挑回家，也是一件费力气的事，把扁担上的钩子直接挂到桶梁上，个头不太高的我，担起扁担，水桶几乎要碰到地面上了。这样走起路来会很困难，桶会不断地碰到地面上，说不定还会搞得水花四溅。
这样的两半桶水，我每走二十来步，就累得不行，肩头被压得疼痛难忍，我咬着牙坚持着往前走，坚持了五、六步或七、八步，实在走不动了，就停下脚步慢慢蹲下身子，将扁担从肩头取下至小臂上，站在那儿歇息一会儿。
一担水挑到家，要走六百来米，这中间我需歇四至五次方可。每年暑假中，我每天至少要挑水三次，余下的都是母亲早晨出工前或傍晚收工回来后再各挑一担。
农村人是勤劳的，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抢着做事，尽管有时力不从心也从不推诿。农村的妇女们更是勤劳俭仆，她们既要下田劳作，还要照顾一家老小的饮食起居，象挑水这样的活她们也多是揽在自己身上。她们认为男人们要上山采石头，下田里耕种，那都是要出更大的体力，所以劳累而繁琐的事务，她们都默默地独自承担。
虽然许多年过去了，但象挑水、喷农药这样出体力的农活儿，我却一直记得。也正是在年少时经历过这样的历练，所以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我所遇到的挫折和困难，都能微笑着从容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