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父亲，我始终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以至于多年来，我小心翼翼地躲避着一切关于父亲的话题。                                                                                  ——题记

                          失语的父亲

        爹老了，已是桑榆晚照。再怎么端详，也看不到他年轻时的样子了。那张黑白照片中的他，干练精神，像一颗挺拔的白杨，制式服装的右上侧口袋里半露出一支明晃晃的金属钢笔，一副知识青年的派头儿。小时候，我就特羡慕他那只钢笔，也渴望拥有像他那样的一支钢笔，可惜，他从不让我摸。也曾想，等他抱我时，我再趁机摘下来，把玩一番，可惜这样的机会也没有。甚至，在我少时的印象中，没有几句话是关于他的。

        少时，姐弟四个年岁相差很小，娘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力，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能让我们饱肚子的田地里，爹不太干农活儿，却也忙忙碌碌的，做些非一般人能做的记账、算账之类的事儿。所以，学龄前，我就泡在住一个院里奶奶的屋子里。跟我的爹娘彼此生疏得像是亲戚。特别是爹，在我的成长中，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缺席者。

          那时候，爹一直在村集体担任“要职”，或是会计，或是支书，持续了很多年。在集体上工挣工分的年代，这样的身份是可以不下地干活的。所以，别人的爹，不是头发上粘着庄稼叶子，就是裤腿上带着泥巴，我的爹，永远都是一身挺括括的衣服。那时，大约大队是没有办公场所的，常见他或是跟着灰色制服，公社干部模样的人坐在我家西屋当门的方桌两侧的椅子上谈事情，或是跟我认识的乡邻聊田里浇水，公粮上交。他们的谈话内容于我太过陌生，我不感兴趣，只扒在奶奶住的东屋门口向他们张望。客人见到我，大半会逗我一句：“闺女，几岁了？”或者会说一句：“一看长相就是你爹的闺女。”爹才会少有地朝着我笑笑。

    他的笑，像久雨初晴，于我，很难得，所以，我极为珍贵地藏起那缕微笑，并且细细玩味，直至若干年后的一天，我还愿般坐在她的床头。

        前不久，爹中风了，轻度的。中风后的爹嘴角向一侧微微翘起，这一翘，仿佛更是影响了他的口语表达能力，他跟我的交流更少了。常常，我去看望他时，铺排在我们面前的是大片的空白，荒野般的寂静，我努力从时光深处打捞出一些往事，希望能打开他的话匣子，每次只是徒然努力。偶尔，他也会含混不清地跟我说起那件事的结果，饱经沧桑的脸上，从褶皱间生发出丝丝歉意，令我不敢直视 。

        我似乎早就忘记了，但当时明明是怨着的。九十年代初期，我从武安师范学校毕业，走上了邻村小学校的讲台。渐渐地，最初的工作激情在我青春的躯体慢慢消褪，厌倦、疲惫、挫败感厚重地笼罩着我。我的心理平衡被错乱地打破。这时，晚我一年毕业的哥哥，已在爹的求告下，分配到市里的一所医院工作，成了一名人人艳羡的城市人。想想自己，当初是如何在同伴钦羡的目光中走出村庄的。几年后，又重新回到了原点。我不甘心。于是，我在爹面前摔锅扔碗，故意不跟他碰面，甚而有意无意地讥讽他“重男轻女”。不更事的我任性至极，丝毫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现在想来，一个农民，特别是如父亲一般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农民，是怎样拎着一篮子鸡蛋，低声下气，踏进别人家的高宅深院，去跟一个仅仅是认识的在某单位做官的人说尽好话，才换得了哥哥的职位。在我当时充满虚幻色彩的青春的梦里，我希望我能融进城市那闪烁的霓虹里。可是，眼下，泥呼呼的孩子，一刮风就尘土飞扬的校园，破旧的办公环境，让我时时产生逃离的念头。我用表情表露出我的不快，我用极度低落的情绪进行无声抱怨。父亲似乎是感觉到了，没有说什么。他默默地从养鸡的邻居家里拎来一篮子鸡蛋，出了门。

        自从爹中风之后，他的一条胳膊就莫名疼起来，针灸、拔罐都无济于事。医生建议他多活动，于是，我总是看见他 在伸，甩那只胳膊。当我试图想帮他时，他似乎是羞怯地推开了我的手，嘴唇动了动，但没有说出任何话来。似乎是有什么东西把话卡在了喉咙。

        我的记忆中，爹就是一尊沉默的雕像。就那么无语地，默默地，注视着我的成长。

        中考那年，县里唯一一所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飞落我家。我捧着自己寒窗苦读换来的那张纸，不知是该喜还是该忧，从父亲的脸上也看不出任何表情，我没敢去征求他的意见，只是默默地捡起了散落在墙角的初中课本。80年代的冀南农村，物质生活还不够丰裕，孩子们能考上中专，就能跳出农门，吃上指标粮，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而高中三年，前途未卜，如若考不上中专或大学，还得回到农村，重复着父辈们日复一日的生活，所以，大多数成绩优秀的孩子会在中考时选择上中专。这不能责怪我们的父辈见识短浅，他们是农民，而农民能看到的就是来年的收获。爹希望更快地看到我的收获，我能明白，因为邻居家的芳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当年，邻居家的芳姐，在三年的高中生活结束后，与大学无缘，受到重创，无心恋战，卷起铺盖卷儿回到了农村，重复着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农闲时，就混在男人堆里，靠在一辆溅满泥点子的电动车上，在尘土飞扬的额马路边儿等活儿干。如今，孩子的拖累，生活的艰难，使得只比我大几岁的芳姐面容看起来苍老许多。

      录取通知书在我家那个木质的梳妆匣子里静静地躺了有一段时日，爹突然有一天跟我说：“收拾收拾，明天去补习吧！”原来，为此，他找到了邻居家的一个在某重点中学当校长的亲戚。当时，和我们一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当年，浩浩荡荡的复读大军成了一道风景。朴素的农民观念里，这个阶段的收获是最实际的。

        第二年中考那天，好几位同学的爹就守在考场的警戒线外向自己孩子的背影张望，我没有看到我的爹。我还是以十二分的努力参加了中考，并最终被当时很吃香的师范学校录取，实现了爹的收获梦。

        活动累了的爹停了下来，目光散乱地盯着远处。我逗爹：“当年，我和哥一个考上大学，一个考上中专，你高兴不？”爹孩子般羞涩的神情没有逃过我的眼睛。

        他当然是高兴的。我依稀记得，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天，他少有地在饭桌上跟家人说起了他遇到的一件事。他在给我去当时的公社办理粮户关系迁移时，负责办理的工作人员奇怪地问他，不是去年刚办了吗？怎么又办？他说，去年是给儿子办，今年是给闺女办。要知道，在当时农村教育条件落后，家长普遍不重视教育的境况下，家里能有一个考上大学已属不易，更别说连续出了两个，对于当时的场景，他没有给我们描述得更详细，不过，我猜想，他一定语气里满是炫耀。

        爹的失语，我已经习惯了。他不仅仅是忙，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块外人无法企及的伤痛。

      爹天资聪颖，在附近村里那个只有几间教室，十几个孩子的学校读完了小学，就来到离家五里，当地最大的镇上“深造”。那时，正值六十年代的那场大饥饿，草根，树皮被一脸菜色的乡民们当作粮食吞下去，整个大地陷在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里。他正值“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龄，自然也是每天饿得前心贴后心，在学校，填饱肚子成了和他同龄的同学们的心愿，求学倒成了其次。为了安慰咕咕叫的肚子，他和同学结伴儿去偷学校种的未成熟的茄子，躲在稀疏的麦拢里用手把快要成熟的麦粒搓开吃掉。最终，他难以忍受那种噬心的饥饿，带着行李，一路歇了又歇，自作主张终结了他的学生生涯。后来，跟他同窗的几个捱过那场饥饿的同学，按照政策都参加了工作，成为了国家干部，而我的爹，因为当时的半途而废，成了一个农民。多年后，邻村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在提到我爹时，还连连表示遗憾，在他的眼里，父亲的聪颖是无人可比的。这也成了爹的一块心病，但倔强，自尊的他从不愿跟人提起，只是偶尔轻轻地叹一口气。

        爹终是老了，他似乎是没有力气再跟我提起任何事，我也任由着他，陪他度过安安静静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