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苏东坡，一身都是晴。
用这样一句话概括我对苏轼诗文及其人生的解读，大概最为贴切。
苏轼，像自己，也像知己。
他是千千万万人的缩影，又是千千万万人当中最特殊的那个。
他是一个历经坎坷的追梦人。
他理想化、情感化、矛盾化。
他时而迷茫，时而坚定，时而有所执，时而有所悟。
他尖锐又温润、自恋又自省、困顿又旷达。
他成熟于理想而幼稚于现实。
他不完美，但也因此而更加真挚。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于四川眉州眉山。
苏轼正式登场，是二十岁那年的科举考试。
他在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中以“尧与皋陶”为典故，阐述为政的宽与简，整篇策论看得主考官欧阳修眼前一亮。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与政坛的双领袖，官位、学识、品性，均深孚众望。
在看完苏轼的策论后，欧阳修当即判定此考生为第一，但他误以为这篇策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违心而有失公允地将其判为第二。
结果落定后，欧阳修惊讶地发现，该策论的作者不是曾巩，而是一个名为苏轼的青年。
事后，阅卷判官梅尧臣问起“尧与皋陶”典故的出处时，苏轼哈哈一笑，“我杜撰的！”
欧阳修得知此事，先一个惊愕，随即又欣赏并欣慰地以笑和之。
敢在决定命运的考场上胡诌，又能诌得有板有眼、以假乱真，苏轼当真印证了“艺高人胆大”这句话。
欧阳修是文坛泰斗，他对苏轼的赞赏更是加速了苏轼的走红。
苏轼尊欧阳修为恩师，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直至二人终生。
二十岁成为进士（1057年），在最好的年龄出人头地，苏轼的第一步迈得很漂亮，但它此后的人生却并不是料想中的一路开挂。
刚准备踏入仕途，迎接苏轼的却是不幸的母丧。
为尽人子之孝，也按宋朝的礼制，苏轼回乡为母守丧三年。
公元1061年，苏轼正式开始了仕途生涯。
他的第一份官职，在陕西西部的凤翔，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在这期间，最为传奇的事件，要数求雨一事了。
时年天有旱象，苏轼作为当地百姓的父母官，诚心诚意地写了一篇祈雨文，为民求雨。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心诚则灵，哗啦啦一场，久旱逢了甘霖。
于是有了“喜雨亭”，也有了《喜雨亭记》。
可以这么理解，苏轼的第一份官职，是朝廷给他的“实习”机会。
公元1063年，宋仁宗驾崩。
仁宗驾崩前有言，苏轼是他为子孙选定的“太平宰相”。
在政治方面，苏轼暂未有大的施展，凭什么仁宗就认定他会是“太平宰相”？
宋朝重文是一。
“国清才子贵”是二。
苏轼有真才实学是三。
苏轼品德出众是四。
这么一来，苏轼受到赏识，毫无悬念是情理之中的事。
遗憾的是，仁宗的赏识却并未能实时兑现。
他给了苏轼锻炼尝试的机会，老天却没给他等待收获的年华。
英宗继位后，破格提拔苏轼为翰林，却不料遭到宰相韩琦的反对，理由是因为，苏轼“不够老练”。
英宗退让一步，让苏轼掌管宫中公务的记载，宰相韩琦再反对。
最后是，韩琦建议让苏东坡去文教部，而且有一个特例——必须通过考试......
苏轼用结果说明了一句话：面子是别人给的，脸是要自己挣的！
他在文教部看书、写字、绘画、听音乐，有了一份“别人家的工作”。
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老苏”苏洵逝去，苏轼再次罢官守丧。
等这次守丧期满，天下也已换新的掌权者——宋神宗。
宋神宗在位期间，最为轰动的事件便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王安石变法”。
以王安石为首，这场变法从熙宁二年到元丰八年（1069-1085），直至宋神宗去世方才告终。
变法持续了17年，因变法而衍生出的党派之争却一直延续至北宋灭亡。
也是这场变法，使苏轼一生起起落落、风风雨雨。
以支持变法和反对变法为界限，宋朝内部分成了“新党”和“旧党”两派。
新党：王安石、宋神宗、曾布、吕惠卿、李定、邓绾、章惇等。
旧党：司马光、韩琦、范镇、欧阳修、苏轼、苏辙、范仲淹等。
在立场方面，苏轼是一个执拗的人，但执拗却不狠辣。
他的执拗在于坚持自己和说服对方，而不是排除异己和铲除对手。
也由此可以看出，在苏轼身上，文人思想要远大于政客观念。
王安石则不然！
王安石外号“拗相公”，他的拗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排外。
一时间，朝野内外与他政见不同的，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挤、贬谪或迫害。
欧阳修归隐临泉、韩琦告老还乡、司马光罢官著书、范镇辞职不仕......
独苏轼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神宗上万言书陈述变法利害。
他引经据典，褒、贬、讽、喻，每个字都有力。
触动和触怒，仅一线之隔。
苏轼这一行为，未能得到神宗的正面回应，却使王安石大为不悦。
武夫藏不了脾气，文人藏不了心性。
像苏轼这样一腔热血的文人，更是从来不打算藏心性。
他在乡试中出了考题，名为《论独断》。
这个行为，彻底激怒了王安石。
王安石手下的人上书弹劾苏轼贩卖私盐，致使苏轼被贬离京，去杭州任通判。
这年，是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三十六岁。
好山好水的杭州未能长留苏轼，三年后，他被调往密州，任密州知州。
比起秀美杭州，密州的条件要困苦得多。
当时的密州有四害，“龙王懒，蝗虫盖，盗贼如毛，官逼债”。
刚上任，苏轼就大力整治这四害。
兴修水利并修建超然台祈雨，用“秉畀炎火”和“荷锄散掘”驱除蝗虫，剿寇灭匪，上书减免赋税以缓和官民关系。
苏轼在密州两年，条件困苦却功绩卓著，在创作上也达到了一个高峰，诗词曲赋创作共计209篇。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蕴含着他对亡妻王弗的思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江城子·密州出猎》寄托着他一心报效朝廷的壮志——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水调歌头》倾注着他对亲人的思念、对仕途的无奈、对人生的深思等多重感慨——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他一路由密州迁汝州知州，又改知河中府，再改任知徐州。
王安石要的，是不给苏轼任何得以面见君王的机会。
到这时候，苏轼一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希冀之心，在《登常山绝顶广丽亭》中写道：
“人生如朝露，白发日夜催。弃置当何言，万劫终飞灰。”
王安石曾感叹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才出如此人物”。
但可惜，王安石很现实。
纵然爱惜苏轼的才学，却不能容苏轼的政见。
情和利相冲突时的取舍，最能体现人的本质。
苏轼就这么一路迁，迁下去。迁，即贬。
苏轼仕途中最险的事件，是有名的“乌台诗案”。
任湖州知州时，是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已年过四十。
论说经历先前种种，人又到不惑之年，应该有相应的世故之心和自保之能，可苏轼偏偏像个“愣头青”，给皇帝上表也敢发牢骚。
说他像愣头青，也委屈了点儿！
毕竟，有一种找茬儿，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尽管此时王安石已罢相，但新旧党争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苏轼上呈给神宗的《湖州谢表》，被新党人指出有“大不敬”和“包藏祸心”，另搜罗了苏轼的一众诗文、书信等，扭曲其意而作为铁证。
御史台的人随即逮捕苏轼并押解其回京。
驸马王诜、好友王巩、弟弟苏辙等十余人，皆因此受牵连。
这一案件，由御史台审理，因御史台遍植柏树，多有乌鸦，也称“乌台”。
“乌台诗案”以此得名。
苏轼被下狱，这次的处境不同以往，关心他的人都替他捏把汗，大家能忖度的最乐观的情况，也是九死一生。
以为生命到了尽头，苏轼在狱中写下《狱中寄子由二首》。
其一是：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一个人在生命尽头记挂的人与物，必然是最真实，也最能反映内心的。
苏轼所挂怀的：君主之恩、同僚之义、手足之情。
一句“是处青山可埋骨”，将他的随遇而安和无可奈何一同聒碎。
所幸！
幸有宋太祖赵匡胤定有“不杀士大夫”的国策，另有朝野内外一干人等拼命求情，苏轼才幸免于难。
他在最坏的后果里得到了最好的结果——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黄州紧邻长江，是个贫穷清苦的小镇。
刚到黄州，苏轼带着家眷在定慧院落脚。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是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那“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孤寂，和定慧院的夜晚一样凄凉。
可就是这样的条件，苏轼依然能从中找到乐趣。
他在《初到黄州》里写，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俨然一个没心没肺的吃货！
黄州团练副使的工资，低得连一家人的温饱都解决不了。
好在苏轼人缘好！
好友马正卿向太守求情，恳求太守把黄州东边的十亩闲地拨给苏轼。
苏轼开始像农夫一样种田，并由此自称“东坡居士”。
对于苏轼，世人更习惯也更乐于接地气又不失尊敬地称他“苏东坡”或“东坡先生”。
谪居黄州时的苏东坡，俨然一个生活家。
那时猪肉廉价，富贵人家多食牛羊肉，苏东坡却研究猪肉的食用法，并写了诙谐和真理并存的打油诗，《猪肉颂》：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
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大早上起来就来两碗猪肉，我苏也真不嫌油腻......好可爱呀！）
“东坡肉”就此风靡起来！
东坡是吃货，却不是油腻饭桶。
在黄州他所做的影响最为深远的事，当数“救儿会”了。
黄州当地有“杀婴”的恶俗，每户人家最多养二男一女，多生的就以冷水浸死，女婴更是难逃死劫。
苏东坡痛心疾首，他一方面普及仁德教化，另一方面迅速组织成立了“救儿会”，世人称为“东坡救儿会”。
东坡救儿会收养弃婴、四处筹集善款，并出资请妇女前来喂养这些婴孩儿。
苏东坡可以说是穷得叮当响，尽管如此，他却带头把自己仅有的这几个叮当响的钱捐给救儿会。
他从来不把做善事当成是善事，这只是他的本能。
“东坡救儿会”，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孤儿院！
苏东坡的诗文，就是他的心情动态，而整个北宋都是他的朋友圈。
谪居黄州期间，苏东坡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在创作达到了艺术上的巅峰。
世人感叹苏东坡是“天纵奇才”，可有一种苦闷是：
大家都说你是天才，可不如你的人才，甚至是庸才、蠢材，也都比你顺风顺水。
《临江仙·夜归临皋》的下阙：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他承认自己内心的“营营”，不为利、不为官位，只为是否能得重用。
他说，“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此时却依旧有些口不应心。
在命运这里，他不愿随波逐流，不愿把一切交由上天，他依然想做自己的掌舵者。
《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恢宏磅礴，把滚滚长江写出了声，把悠悠年轮刻出了迹，把纷争三国绘出了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首千古绝唱！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当神宗皇帝收到远从黄州传来的这首词，正在用膳的他停住了，如痴如醉地反复诵读品味。
苏轼的才他看得到，苏轼的忠他也不怀疑，只是在政治上，谋不同便无法同道。
《赤壁赋》一文，苏东坡以解他人之惑而道出自我价值观：
“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
关于赤壁的赋文，苏东坡前后写过两篇。
《前赤壁赋》写于1082年秋，《后赤壁赋》写于1082年冬，两者均是江夜所感。
前者是“水落石出”的通透，后者有“庄周梦蝶”的哲思。
这一前一后，苏东坡的内心显而易见，他始终在迂回里。
苏东坡曾说，陶渊明是自己的前身。
可不然呢！
陶渊明归隐后彻底放下了。
苏东坡却从来不曾放弃过。
如果说苏东坡真的羡慕田园隐居生活，又怎会在宦海浮浮沉沉？
次年十月，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他写了《记承天寺夜游》一文。
他反问自己，“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
又伴着一丝怅然苦笑地自答，“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这个“闲”，不是悠闲，不是清闲，是被废弃一般的闲置。
做官和当官，两者有着质的区别！
做官，在于务实和奉献。
当官，在于场面与谋取。
苏东坡要的，从来不是通过一个职位获得多少利益。
只是命运很调皮，越是想要，越是得不到！
苏东坡曾和下人打趣，让大家猜他肚子里装的是什么。
有人猜，“都是文章！”
有人猜，“满腹文章！”
只有王朝云的回答最得苏东坡心，她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
苏东坡有多不合时宜，看他的仕途就知道。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驾崩，“王安石变法”就此以失败告终。
年仅九岁的哲宗登基，年号“元祐”。
皇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掌握朝政大权，她重新任用司马光为相，原来的“旧党”得以翻身。
苏东坡，也因此迎来了仕途上“短暂的春天”。
苏东坡还京后，从官品七级的礼部郎中步步高升，升起居舍人，升中书舍人，再至三级翰林。
从王安石变法开始，新旧党由政见之争逐步演变为政权之争。
旧党人掌握政权后，同样排除异己。
苏东坡的原则是，“对事不对人”，他又开始抨击新党人。
结果可想而知......
短暂的春天过去，苏东坡再次踏上被贬的长途。
宋哲宗元佑四年（1089年）苏东坡第二次来到杭州。
这次，他兴修水利、治理西湖、构筑长堤、种花植树、稳定粮价、救治瘟疫，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安乐坊（后改名为“安济坊”）。
如今西湖十景中的，“三潭映月”和“苏堤春晓”，皆归功于他。
元祐六年（1091年）苏东坡被召回京都。
朝中的斗争是苏东坡疲于应付和不屑应付的，没过多久，格格不入的他几次上书请求外放。
他的命运随着时局的变化而被动变化着。
把苏东坡贬到最惨的人，是官拜丞相后的章惇。
这个曾经和苏东坡一度交好又反目成仇的狠辣人物，执掌大权后对付的第一个人就是苏东坡。
苏东坡被贬至广东惠州，是宋朝被贬到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人。
弟弟苏辙一度稳稳地官至宰相，儿子苏迈也已是朝廷命官，但才大、志大、与人为善又年过半百的苏东坡却混得凄惨到这步田地。
不少人既同情又嘲笑他，“四不四洒？”
天公劝他重抖擞，他对天公吼三吼！
苏东坡吃着荔枝更新着动态：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所谓仇家就是：看到你开心，我就不高兴！
京都的宰相章惇收到线人送来的苏东坡的诗，一道旨意传下，苏东坡被贬往海南！
那个海南不是天涯海角的旅游景点，也不是冲浪晒太阳的三亚，是个多雾气、多潮湿、偏僻、不宜居住的蛮荒之地。
六十二岁的苏东坡，来到自称是第二个故乡的海南儋州。
他教当地的人读书写字、治病用药、打井取水......
在东坡的教化下，一个叫“姜唐佐”的学生，成了海南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进士的人！
哲宗崩，徽宗继。
在朝廷的大赦下，苏东坡终于等到了归期。
在北归的途中，苏轼做了《自题金山画像》一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曾经对建功立业痴而不能，徒叹息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到了今日，却真成了“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病逝于前往常州的船上，享年六十六岁。
苏东坡逝世二十六年后，北宋亡。
这位“太平宰相”，至死没能达成所愿。
从那个愤青苏轼到释然东坡，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位君王，一路起落浮沉，苏轼的苦乐与悲喜，被宋王朝紧紧捆绑着。
如果他不在政坛，这该是多么顺遂的一生！
他是诗人、词人、散文家、书法家、画家、美食家、旅行家、慈善者、公益者......
于诗：与黄庭坚齐名，并称“苏黄”。
于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散文：与文坛元老欧阳修并称“欧苏”。
书法：“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被贬黄州第三年所作的《寒食帖》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第一是书圣王羲之所作《兰亭序》。第二是唐代颜真卿所作《祭侄稿》）。
绘画：开创中国绘画艺术上的新大统——文人画。
......
宋时民间传言，说他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
不管和苏轼是不是敌对，都不得不承认：他是天下少有的奇才与全才！
有人说，苏东坡不懂变通！
可说这话的人又何曾懂得苏东坡的执着？
一个人在意什么，就会被什么反噬。这是真！
苏东坡偏执在政坛，却也失败在政坛。
倘若换个角色，当个教书先生、卖字画、办私塾......
除去做官，干余下的三百五十九行他都能过得舒舒坦坦。
明明能够靠才华吃饭，却偏偏要靠做官！
在为政方面，苏东坡也不是没有能力！
他算自己的功绩时只说了“黄州惠州儋州”，可实际里苏东坡所治理的每个地方都功勋卓著。
他以性情得人，也以性情得罪人！
哪怕是在自称“老夫”的年纪，他的那颗赤子心也不曾变过。
而这份真，恰好是政客的致命弱点！
有人评论苏东坡，“超然物外”。
这是极高的评价！
但我并不赞同！
他乐观、豁达、豪迈，却并未真正超然物外。
他的一生都在斗争，和宋王朝衰落的命运斗争，和执政者的偏执斗争，和自我的宿命斗争。
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心底有永不熄灭的火种。
他一生坎壈、困顿、流离，却把清苦当清欢，把流放当远方，把失意当诗意。
关于人生，他感慨——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关于经历，他慨然——
“一蓑烟雨任平生！”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他为世人指点迷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而他本人，直至去世也不曾真正报效朝廷的那座庐山中走出。
他有超世之才，也有治世之能，唯独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囚困了自己。
苏东坡，是北宋文坛最闪耀的一颗巨星，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灵魂级人物。
他以诗文策论惊艳出场，又以正直品格征服国民，更以豁达态度俘获百代人心！
他把忠心给了君王，把赤心给了苍生，把初心给了执着，把童心给了生活。
仕途给了他坎坷流离，岁月给了他凄风苦雨，而他却批着一身阳光华丽上岸。
苏轼像谁？
像南下的你！
像北上的我！
像无数个不服时运又不甘命运的你我！
东坡先生从不曾抵达梦想，但他却在抵达梦想的途中披荆斩棘、载歌载舞。
有些人活着，靠得是信念。
看看东坡先生这一生，我们该知道——
没有最好的人生，只有最好的心态！
——枕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