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我用一个故事来证明《儒林外史》的伟大，那我会说是第48回《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在我对古典文学的了解里，很少出现这样直接揭示人物灵魂、展示价值冲突的篇章。读得越细，越觉得触目惊心。
这一回的主角是一个徽州的老秀才王玉辉，六十多岁，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既不涉足官场，也不设馆教书，那他干什么呢？研究儒家的礼仪，考证编排民间的礼仪指南、识字课本和乡规民约。
他是只谋道而不谋食，自己甘愿过清贫的生活，也听任家里人生活困苦。他有四个女儿，守寡的大女儿住娘家。他是靠志同道合的儒生认同活着的，徽州学官余大先生勉励了他几句，他有了把自己的书送去出版的念头，想用这个名声成就自己的苦行。
这其实是条暗线，说明他已经深陷礼仪的世界不可自拔。小说明线上的故事是，王玉辉家的三女婿病死了，三姑娘哭得天愁地惨，对他说：“而今我难道又要让父亲养活不成？我要寻一条死路，跟着丈夫一起去了！”三姑娘公婆的态度是合情理的，二人惊得泪如雨下，说：“我儿你疯了！蝼蚁尚且贪生，我们会养活你。”
但作为亲爹的王玉辉却说：“亲家，我仔细想来，我的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她行罢。”你注意啊，他说得是“仔细想来”，很多人把王玉辉解读成老书呆子，他并不呆，而是用自己的价值观仔细衡量过了，所以才更可怕。那套体系是什么，怎么来的？后面再说。
接着，他对女儿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阻拦你？你竟是这样做吧。”这不是恐怖小说，但这话让人寒毛直竖。三姑娘年轻，可能从小受父亲影响，也信这一套话术。但亲爹的这句话，堵死了她后悔的余地，已经不是放任她去死，而是落井下石又把井盖给锁上了，逼她非死不可。
三姑娘的亲妈不干啊，骂王玉辉是呆子，看着绝食的女儿“伤心惨目，痛入心脾”，自己也病倒了。
其实就算用最严苛的礼教来看，也是没法自洽的：为了死去的丈夫而伤害母亲、不侍奉公婆，不也有违孝道吗？这期间，王玉辉在家依旧看书、写字，候女儿的消息——吴敬梓的这一句也写得厉害，消息，就是女儿的死讯。
王玉辉是情感冷漠吗？要是那样，这个人物就没有张力了。王玉辉在故意压抑人性情感，换取自以为是的道德胜利。
等了八天，女儿饿死的消息传来，他对要哭死的老伴说：“你真是个呆子，三女儿他而今已是成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样这一个好题目死哩！”接着，仰天大笑：“死的好！死的好！”这时，他的戏演到了夸张拙劣的地步，也濒临崩溃了。
注意，他那句话里，有个关键信息：死要有好题目。王玉辉对儒家道德的想象，已经进入了超自然范畴。他相信极端的行为可以制造奇迹，可以让女儿成为神灵。
现代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集体殉难行为，集中出现在南宋时代，面对蒙古入侵，先是大批文人，之后是很多老百姓，选择拼死抵抗或集体自杀，比如崖山一战，出现了从皇帝、丞相到十万军民全部投海的悲壮景象。
从心理上看：南宋的那些士大夫一直有道德焦虑，觉得只有这样的牺牲，才能在失败中对得起自己的职责，才有资格“青史上留名”，成为后世儒家的道德约束；至于民众的殉难，是他们感召下的从众行为。
这就是王玉辉所谓的“死的好”。当然，他直接理解为成神成仙，这是老百姓的认知水平。他的信仰坚定，但是思想品质不高，我估计他那三本书也写得不怎么样。
说起来，殉难在民族危亡之际是有意义的，有巨大的精神作用，放在日常生活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却是扭曲的、毫无必要。但在压抑的明清时代、到了狂热的王玉辉手上，就把女儿逼上了死路。
其实，理学家程颐的那句“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是有上下文的语境，是在对价值观做排序，并不等同鼓动寡妇去饿死殉夫。不过是个用极端情况打比方的思想命题。
但真实世界里，王玉辉生活的徽州，因为盛产理学，是专出烈妇的重灾区，徽州历史上的烈妇有65000人。当地文人自夸：我们一个县的节烈比其他半个省都多。6万人的休宁县，从清初到道光三年，出了2200名烈妇，很可怕。王玉辉家三女儿的故事，也是有原型的。
徽州当地有一套熟练的表彰烈妇的流程。在小说里，余大先生立刻组织上报。过了两个月，批准王三姑娘为烈妇，进祠堂祭祀，门口建牌坊。
到了正日子，“入祠安了位，知县祭，本学祭，余大先生祭，阖县乡绅祭，通学朋友祭，两家亲戚祭，两家本族祭，祭了一天，在明伦堂摆席。通学人要请了王先生来上坐，说他生这样好女儿，为伦纪生色。”
王玉辉做了三十年秀才，拿一个女儿做代价，终于换到了这份荣耀。
注意，小说又一次写到了冰山之下的人性。王玉辉“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不用旁的心理描写，只这一句话就够了。吴敬梓的下一句话也厉害：“众人在明伦堂吃了酒，散了。”都说礼教杀人，其实礼教主要还是劝人自杀，自杀之后，大家表彰表彰，吃一顿酒，抹抹嘴就忘了。
除了吴敬梓，很少有人体会到这场面其中的凶残。
至于剩下的责任，就要王玉辉自己承担了。
他老伴天天痛哭，他看着闹心，要出门去走走。有两个目的，一是要去见一个夸过他书的老朋友，换点儿安慰；二是去南京拜访庄绍光、杜少卿，如果能得到他们的推荐，书店就会刊刻他的著作，何况他女儿是烈妇。你看，女儿的死让王玉辉觉得手里多了一张牌。王玉辉一点都不呆吧？
下面的情节就开始惩罚他了。他这一路看着水色山光，心里凄凄惶惶的。到了那个老朋友家，老朋友刚死了几天，王玉辉在灵前摆上自己的书祭奠一番，又去了南京。他要找的几个人也一个都不在，完全扑了空。
他又去看前段时间举行过祭祀的泰伯祠。这可不是观光，他也是研究礼仪的，只见正殿上的仪注单已经落了厚厚一层灰，他还想看祭祀的礼器，但找不到钥匙，没有看成。于是，他连自己渴望的礼仪世界都进不去了，只能对一个熟人炫耀说：“那知我第三个小女，也有一番节烈。”
这个故事，从五四以来，一直被解读成是抨击礼教杀人。但吴敬梓当年还不可能做如此决绝的批判，他对苦行礼法本身是不反对的，但在这里，更多的是讨论范围和尺度问题。
小说对王玉辉的夸张做作和心计并不赞赏，但也没把他写成彻底的反派，王玉辉害人害己，但有种英雄主义似的虔诚，这个矛盾被写得很含混，也很饱满。
在王玉辉心里，天性的良知和情感，一直在和他信奉的礼教进行冲突。在礼教好像获胜的时候，情感中的悲伤却一下子来了。
他是小地方来的人，在苏州见到妇女坐船出游不挂帘子，就认为伤风败俗，心里正批判得起劲，忽然见到一个穿白衣服的少妇，想起女儿来，心里哽咽，热泪直滚下来。到这时候，他和他的信仰彻底落败了。
接着，小说里有一句话，不细看像闲笔，写得可真好，是什么呢？王玉辉忍着泪走，半路饿了进了点心店，这里有半句话：“那猪肉包子六个钱一个”。
这是大师的笔力：王玉辉为什么注意到包子的价格？女儿饿死，一方面是殉夫，一方面也是说“我难道又要让父亲养活不成？”是怕增加王玉辉的经济负担；王玉辉从家里跑出来，也没有几个路费。这半世的理学信仰，和一个猪肉包子的困扰，真是绝妙对比。
我们回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王玉辉算恶人吗？我觉得不算，相信你也同意。读《儒林外史》时，我常常感慨“世人皆苦”“都不容易”。吴敬梓史无前例地把读书人的道貌岸然下面的完整心思揭示出来，让我们看到他们尤其苦。因为多了念头，也就多了矛盾，多了虚伪。
咱们再往深挖掘一步，王玉辉道德吗？感性上是不道德的，他害死了女儿；理性上也不道德。
康德有四条道德规则：
第一条是不要骗人，也就是诚信，抽象地说，是不能拿别人当手段。
第二条是不要自杀，也就是不要拿自己当手段。
这两条叫消极义务，就是绝对不能做的。
第三条是要发展自己的才能，这可以完善自己，抽象地说是以自己为目的。
第四条是去帮助别人，这不是为了获取回报，而是自己选择的道德义务，也就是以他人为目的。
这两条叫积极义务，就是需要努力去做才行。
这四条有思辨支撑，也有严格顺序。道德不同于法律，它的基础是自律。你看，为什么以道德为名义去胁迫、劝诱他人，也就是道德绑架是严重的不道德？就在于违反了道德的基本法则。
王玉辉信奉的孔子也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进一步讲，就算自己觉得好，也没有权力逼着别人也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