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中说，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我想说，想出来而没出来的城里人是不幸的，想进来而没进来的城外人也是不幸的，能看到这层平衡关系的作者和读者是幸运的，例如钱钟书，例如我，也一如你。
城里的人想长寿，乡下的人想吃肉。广西巴马县的长寿老人面对央视的采访镜头说，如果我们也能吃的像你们城里人一样大鱼大肉，我们宁愿不活这么长寿。而城里人都非常羡慕巴马老人们的长寿，真要城里人粗茶淡饭，恐怕做到的人只是极少数。长寿的巴马老人并不觉得自己长寿是值得庆幸的事，而很多害怕生病短命的城里人也并不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倒是那些知足者常乐，而不去过度计较身外之物。
先生有一个大学同学，在上海花近两百万元买了一套六十多平米的二手房，由于大城市交通拥堵，他就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先生的另一个大学同学，在所在乡镇教书，住自建两层楼，小桥车开的风驰电掣般畅快，日子过的且宽松。对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境遇，谁的生活质量更高，恐怕真的很难比较出结果来。
先生说，小时候他家里很穷，每逢周末才能吃到爸妈买回的肉。我说，小时候我家里很穷，很难买上一回肉，经常吃的只能是爸妈打来的野生肉类。他说，野味很鲜，他根本吃不到。我说，买肉需要钱，我家里根本就没钱。那个历史时期，城里少资源，乡里少资金，城乡资源不能很好的互通有无、相互补充，每个人都很穷，只是穷的点不一样，着实也很难比较出谁穷谁不穷。
先生和我出生于不同的家庭，他是工人家庭，我是农民家庭，他的家庭背景和我的家庭背景也极不一样。他的父母都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是知识没有成为家庭幸福的合力，反倒成了家庭撕裂的邪气。家里除了有点地位有点金钱，其他的一无所有。我的父母都没读多大书，除了贫穷和地位低下外，家庭殷实幸福。做了大半辈子的小生意，养育了三个儿女，在孩子婚嫁教育上的投入也达到了六十万有余，还一碗饭一锅汤的把三个孩子拉扯大，该是多么的辛苦，又是多么的甜蜜，可以说夫妻同心、其力断金。先生选择了我，也认同我的家庭，我俩的结合，可以说是精神优于物质的幸福明证。
在对家庭的认识上，由于我和先生的出生成长背景不一样，我们的某些认识也因此有别，当然彼此都在努力做到和而不同、相互尊重。由于我自己的父母还没有彻底摆脱求生存的阶段，我就觉得自己要继承发扬父母之志，努力奋斗，为他们撑起一片天。先生呢，父母早已摆脱了求生存的阶段，拿着退休金，拿着门面租金，尽享晚年的安逸。回归生活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先生的主题，而摆脱生存危机则是我血液里流淌的潜在意识。如果他换成是我，他也许就跟我一样，如果我换成是他，我也许也会跟他一样，很难说清。
君宝是我俩共同的孩子，先生觉得孩子太小尤其不能离开父母，母亲无可替代，亲子就要一起陪伴左右、共同成长。我虽也赞同，但是我出生的家庭基础不一样，周围比比皆是实例，很多人迫于生计而不得不选择与孩子暂别。很能理解，不同的基础，不同的选择，虽然都有着相同的情怀，每个人骨子里的选择就此而不一样。我也在想，我在孩子身边时，她也哭闹，只是撒气倔强的闹腾，我不在孩子身边的时候，她也是哭闹，只是那般的楚楚可怜、孤独无助。孩子总是要哭闹的，我们只能尽量从中取得平衡。影响孩子成长的无非就是亲子互动的欠缺和亲子关系的失衡，尽我所能去做到吧。我总不能一直以家庭主妇的身份，教育孩子要成人成才，更不能自己一事无成，还教导孩子建功立业吧，多滑稽可笑。身教胜于言传，母亲怎么样，孩子也会跟着学上来，最好的教育还是亲子的共同成长，母亲暂时不能陪伴左右，而能够心心相印就很不错了。
我的大学日语老师叫唐盾，他的双胞胎哥哥叫唐矛，听他说，兄弟俩的名字是大学音乐的教授老爸给取的。我听了，一直铭记到如今，铭记这位教授的高明，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平衡矛盾关系却是主观可以把握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