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9点30分，微信突响，拾机一看，是锦屏老乡龙某丽发来的消息“钱已经转一万来了！谢谢你亮哥。谢谢你们的帮助。”文字后是一个笑脸，其欣喜之情跃然屏上。读罢，我也不禁长舒一口气，一块石头落了地。

    龙某丽是锦屏县三江镇建档立卡户，其于11月5日向我求助，说是前段时间在杭州市余杭区某家具公司做了几个月的活，上个月因妻子临近生产，自己回锦屏服伺妻子，但还留得有一万九千多块钱在公司未结清，回家后，他讨了几次都没拿到。现在妻子临盆在即，他却拿不出钱去住院，求借也无门，听说我们锦屏有劳务联络站在杭州专门服务劳务协作工作，所以就找到我了，希望我帮助协调。“请你帮我想想法子，我真的是没办法了。”听着电话中他焦虑无奈的话语，我赶忙安慰他，让他别着急，我会想办法为他把辛苦钱讨回。

      当日，待龙某丽把其与某家具公司相关的文字凭据发给我，我便联系上黔东南驻余杭站的同志，将这些依据转过去，请他帮忙协调把龙某丽的款项要回来。见余杭站的同志很爽快地应承了下来，我便放了心。

      11月8日下午3点20分许，龙某丽来电，说是被欠的钱款还没拿到，请求我再帮忙催催，他手头拮据，要服伺临产的妻子，无法出去找活干，有点束手无策了。当时我正陪投促局的杨局长往桐庐县考察，听他如此说，我也很是焦急，即刻联系余杭站的同志。余杭站的同志回复说，区人社局已交由街道的劳动监察队备案了，处理需要程序和时间。听如此说，我暗叫不好，怎么能未跟欠款公司先接触、沟通，就直接把问题弄到监察队去了呢？若公司赌气就麻烦了。但事已至此，没办法，只能慢慢等了。

        11月15日，距龙某丽向我发出请求已过去整整十天。下午15点40分许，我的电话再次被震响，刚接通，龙某丽焦急的声音就直刺耳鼓“刘哥，帮帮忙嘞，我真的没办法了，你们一定要帮我，我真的未得门路了。”听他讲得语无伦次，忙劝他别着急。待他讲完才明白，原来他刚才跟公司财务联系讨要欠款，公司有赌气压款不放的意思。所以他才着急了。见事不对，我立刻与驻余杭的同志联系，其告知余杭某街道监察队的同志答复了，说是根据龙某丽与公司签的协议，他们监察队没有协调处置的权限。并把该街道监察队同志的电话告诉我，请我向他具体了解。毋庸多言，我立即与某街道劳动监察部门的同志取得联系。该同志告诉我，“因龙某丽与家具公司签的是安装外包协议，他这种情况属于工程承包性质，从而表明龙某丽是承包人而不是农民工，而作为劳动监察部门只是就个人被拖欠工资进行维权，所以他们目前无能为力。”他还告诉我，如果龙某丽要讨要被拖欠的款项，可能要得选择打官司。

      听如此说，我不禁黯然。打官司在普通民众的认识里是件非常高大上的事，不仅劳神费力且耗财，没有几人愿打。即便想打，龙某丽也没那个财力和精力。我把这种情况向龙某丽反馈，他顿时就懵了，诺诺的说“我老婆要生产了，我现在一步都走不开，就是走得开，我也没车费钱过来，别说打官司了。”听他讲得如此狼狈，我默然伤神。若不是摸门不着，哪个铮铮男子会讲如此泄气的话？此刻他已六神无主，全然没有了主意。我知道，在生活的重压下，任何坚强的男子总有脆弱的一面。我也知道，但凡是有一点主张和门路，哪个男人都不会把最无助的一面显露给人看。

      怎么办？这近2万块钱是龙某丽与其残疾父亲辛苦几个月的血汗钱，是他们摆脱贫困的希望。如果拿不到这笔钱，他家今年注定依然挣扎在贫困线上。那“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对于他来说就无法实现。经深思熟虑，我决定寻求黔东南州驻杭州总站领导和杭州市就业局领导的帮助。

        11月16日，我将龙某丽的情况向州站的廖站长汇报反映，请他援手。杭州市就业局的领导知晓后，非常关注。在州站领导的帮助下，在杭州市就业局领导的具体关心下。当天下午经市支队、余杭区局与企业协商，企业老板同意先打一半的款项给龙某丽，剩余一半稍后再付。当晚，龙某丽就收到了企业拨付的一万元。

      事成圆满，心有所喜亦有所感。感谢！在杭打拼的兄弟姐妹们的信任。致敬！州站领导和杭州市领导们务实亲民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