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我的人生一分为二，那么前半段打的麻将数量应该是后半段的一百倍。由于我爷爷是麻将之神，小时候我耳濡目染，也和小伙伴们打起了麻将。80、90年代人民的马斯洛基本需求还不是Wifi，麻将是我暑假的常见消遣活动。
最近随便装了个麻将App，一边玩，也不在乎输赢，如同在144张牌的海洋中航行，小时候我们都给这些牌起了外号，当它们一个个冒出来的时候倍感亲切。那些麻将牌的外号，其实都是在漫长的牌局中，砌墙师傅们出于无聊发明出来的，比如我有个叔叔，总是管“一万”叫做“伊万诺夫”，这也反映那一代人看苏联电影，受苏联影响。
有一个牌其实无论在上海，还是四川，甚至是在台湾，它都是妇女用品，我想麻友也都很清楚，那就是“2筒”，当然也有叫它“眼镜”的，这相对比较少。打麻将的人三教九流都有，怎么叫它还真的挺反映一些素质或性格的。大多数人叫它“胸罩”，还有叫它“文胸”，当然了，叫“奶罩”的也不在少数，当着女人的面叫“奶罩”也有。尤其是这时候，男人的满不在乎或嘲讽的语气，女人带点羞怯和尴尬，旁边不怀好意的讪笑，一同响起来，打破了赌钱的僵局，气氛变得轻松了。
筒子里面，“1筒”之前被叫成“大饼”，后来有人发明了“屁股”，这个外号迅速在牌桌上流行起来。
“3筒”“4筒”的别称不多，有哪位客官知道的话，千万要给我补课。“5筒”被我的邻居黄建效称为“脚爪”，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天才，能发明这样的外号。他爸就是把“一万”叫做“伊万诺夫”的那个叔叔。
说到“七筒”我就想起我奶奶了，她一直管“七筒”叫“恰头”，上海话“歪头”的意思，比如“斜眼”我们叫“恰巴眼”。这个比喻也很经典，“七筒”多么像前段时间流行的“歪头”的头像。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上海的麻友叫它“恰头”，这个叫法应该是民国时期的叫法，因为我奶奶是老板的女儿，从小和她爸的姨太一起打麻将这样叫的。
“八筒”我们叫它“黑鱼”，这个叫法可能有点原创，因为它从头到尾乌黑，厚实，就像美味的黑鱼。“九筒”的外号大概是“麻饼”或“大麻”我不记得了，因为摸上去手感够麻。
“万子”的别称不是很多，所以我才觉得“伊万诺夫”的发明非常了不起。条子里面“幺鸡”因为长得已经是鸡了，这也称不上外号了。“二条”有叫“筷子”的。我的小伙伴黄建效麻将水平很高，赢了我不少零花钱，我对他是又爱又恨啊。他管“三条”叫“角裤”或“短裤”，因为它长得像三角裤吗。“四条”到“九条”好像诨名也不多。
到了风相里面，“东风”昵称“冬瓜”，“西风”昵称“西瓜”，“南风”昵称“南瓜”，“北风”的昵称就没有了。我爸打麻将的时候，总是喜欢把“发”先打出去，他说“先打先发财”，不过怎么都没见他胡牌。他人很善良，不好意思胡人家的牌。于是就只好一直做大牌，清一色，混一色。不过大牌不易为，总是功败垂成啊。
有个牌友是我哥的同学，嘴巴有一点“瘪嘴”，就是我们形容人中部位比较扁平的相貌，其实也很常见，并不是缺陷。某香港无线电视女明星就是“瘪嘴”，经常出演“女警司”，台词总说“对了今天晚上我煲了一点汤。”或“那你们先聊，我去做事了。”有一次，我们听到有人叫他“瘪他”，觉得很好笑，后来我们就一直叫他“瘪他”，他也无所谓，大度的接受了。我现在想想“瘪他”是不是“瘪塌”的意思。这家伙打牌很喜欢堵下家的牌，坐在他下家完全吃不到牌。“瘪他”的打法很高明，也经常赢钱。
后来，我妈妈和其他邻居在提到他的时候，已经改成“胖胖”“胖叔叔”，我听到他的外号改了，我就有点不爽。我还是要叫他“瘪他”。
少年时和这群麻将朋友经常在暑假玩，输了钱，赢了交情。也习惯了牌桌上风云轮流转，就算是听牌“一四七”万也可能胡不了，有时候听的是最后一张“一万”偏偏它又来了。
人生中难免“等待戈多”，怎么等“戈多”都不会来，而牌桌上的“伊万诺夫”总是会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