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独自前往南方，经历了很多社会新人都可能会遭遇的曲折：在广州流花车站被带路大叔要走二十块钱，开始还以为他是活雷锋；在去东莞的长途大巴上看书，浑然不觉中被坐在身边的惯偷划破衣服偷走钱包和证件，里面有五百块现金，那是我最后的一点盘缠；在公明镇本指望在发小的厂舍落脚，结果为了避免联防查暂住证，只能躲在每晚放黄片的肮脏录像厅里，被蚊子苍蝇臭虫叮咬了一个星期，还要忍受里面情难自制的情侣和进来提供低等服务的女人；在李松蓢村的职介所交了五十元介绍费去应聘文员，一个小时之内我都不能用excel做好表格，失去了那个胖胖的女老乡有心留给我的机会；在一个包装厂做了两天工人，无法忍受那几乎没有油盐吃了就吐的饭菜，只好自己圆润地离开；在深圳布吉海关排了一天的长队领了边防证入了梅林关，找到报纸上应聘编辑的那个杂志，我发表的十几篇文章被“总编”无视，才知道这个野鸡媒体只做有偿人物报道。一周内我毫无业绩，被索要了五百元伙食住宿费后离开了下梅林……
我必须找到一份工作在南方活下去。最终我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一家电子厂里当工人。每天在四十多度的充满硫酸味儿的车间槽板上走动，小心照看那些从硫酸液中经过的电纸箔。看惯了工业区里发生的工伤事故和各个地方帮派之间的群体斗殴，见识了飞车党抢钱包项链撕烂女孩耳朵的场面……最难以忍受的是持续的高温环境让我身上长了奇痒难耐的痱子。我一度感觉头脑里长满了荒草，我怀疑我的人生会不会在血汗工厂里废掉：要么赚到很多钱，要么能够写作。而在那个工厂里，每天都要握着粗重的扳手，钻到巨大的槽桶下面检修滴漏的部位，热硫酸落在头上引起了严重的脱发，盛硫酸的池子里升起刺鼻的味道，每天肢体劳累到麻木。
在为台湾老板贡献了九个月的剩余价值之后，我辞工带着五千多元积蓄去了惠州城区。
我在三十元一晚的小旅馆里住了下来，每天在惠州西湖边的人力市场买票面试，我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能做什么。第四天傍晚，一个展位上出现了一个穿着红色旗袍的中年女人，我有些被她的妩媚和风情蛊惑，于是去了她任经理的那家酒吧。
每天傍晚，当惠城区麦地路的路灯亮起时，我一手拎着两箱一共96瓶重达三五十斤的啤酒，从地下室爬到三楼至少二十趟。工厂的生活已经让我从一个孱弱的书生变成了一个粗豪的青年，后来我竟然长出了清晰的肱二头肌。
在休息间歇，酒吧的投影大屏上播放着当时的流行曲目：《黄昏》、《海浪》和《小薇》……一个穿花衬衫的萨克斯手和一个性感的吉他女歌手经常来吹曲唱歌。后来即时是《super star》，都让我听得莫名感伤。当别人在写词唱歌流传后世的时候，我在挣微薄的工资，过着庸俗的日子。
有时候我想自己写一首歌，纪念那个看不见的恋人，描述我看不到光的生活。
端茶，倒酒，扫厕所……我至今都奇怪为什么我能把卑微的工作干得那么认真。
我获得了那个人称虹姐的女经理的赏识，一个月后我由服务生升为领班，虹姐还说要培养我成为分店经理。她教我用“杯壁下流”的方法倒好一杯啤酒，教我怎么鉴别红酒的好坏，教我怎么玩骰子游戏，教我怎么迅速从人们的言行举止判断别人的身份地位和财力。
那时候我是个“初哥”，也算是小鲜肉，有好几个常去喝酒的单身女人约我宵夜。我拒绝，并非是因为我多么高尚，而是一个外来人在陌生的环境里，不了解底细的暧昧将可能会给你带来灾难。
每天深夜酒吧打烊，有时候喝得醉意朦胧的虹姐会眼神迷离地看着我。她一手挎着我的脖子，胸前两团饱满的柔软抵在我的身上，她的气息有时让我晕眩。然而直觉告诉我，和她的任何越界必将带来危险，因为当我几次将她送上一辆豪车的时候，开车的五十多岁的秃顶男人眼中闪烁着敌意。
后来我一如既往地为酒吧流汗尽力，而她却开始有意疏远我，同时她一次招了两名皮肤白皙的男生。她把在我身上表演的那些，在一名叫阿峰的男生身上重演了一遍。我知趣地递交了辞职书，她闪电般地批准并给我结清了工资。
我准备在这个城市最后再待几天，到处看看，想想未来。在酒吧兼职的啤酒妹“小刀疤”QQ上约我一起再逛逛西湖，并且要带我去看看惠州几个特别的地方。同时她告诉我，阿峰已经几天没上班了，听说被人打成了重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