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长志

来书云：“谓《大学》‘格物’之说，专求本心，犹可牵合。至于《六经》①《四书》所载‘多闻多见②’‘前言往行③’‘好古敏求④’‘博学审问⑤’‘温故知新’‘博学详说⑤’‘好问好察⑥’，是皆明白求于事为之际，资于论说之间者，用功节目固不容紊矣。”

① 六经：《诗》、《书》、《礼》、《易》、《春秋》、《乐》。

② 《论语·为政》“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

③ 《易·大畜》“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① 《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② 《孟子·离娄下》“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③ 《中庸》“舜好问，而好察而言。”

顾东桥先生来信说，您阳明先生把《大学》中的“格物”解释为专求自己的内心，勉强说得通。但我认为还是要把主要放在具体事儿上，也就是处理事情需要的具体执行步骤和应对策略。《六经》、《四书》中所讲的“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闻好察”这些，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知”要在处事中求取，在辩论讲说中获的增益。做学问功夫的顺序次第是不能乱来的。

格物之义，前已详悉，牵合之疑，想已不俟复解矣。至于“多闻多见”，乃孔子因子张之务外好高，徒欲以多闻多见为学，而不能求诸其心，以阙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于尤悔，而所谓见闻者，适以资其务外好高而已。盖所以救子张多闻多见之病，而非以是教之为学也。夫子尝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①。”是犹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义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耳。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诸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见闻之知为次，则所谓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窥圣门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谓子贡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②。”使诚在于多学而识，则夫子胡乃谬为是说以欺子贡者邪？一以贯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为心，则凡多识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

“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后世广记博诵古人之言词，以为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达之具于外者也。“博学审问”，前言已尽。“温故知新”，朱子亦以温故属之尊德性矣。德性岂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于温故，而温故乃所以知新，则亦可以验知行之非两节矣。“博学而详说之”者，将“以反说约”也。若无反约之云，则“博学详说”者果何事邪？舜之“好问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于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分知行为两事，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

① 《论语·述而》“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② 《论语·卫灵公》“子曰：‘赐也！女（通‘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舆？’对曰：‘然，非舆？’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阳明先生回答说，“格物”这个事情，上封信已经说过了，这次就不浪费口水了。您说的典故，从字面上看的确有道理，但把背景考虑进去，就有点断章取义了。任何真理都有自己适用的条件和范围，不提限定条件的结论等于耍流氓。

比如您说的《论语》“多闻多见”的例子，《论语》中的原话是：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张向孔子询问为官之道。孔子说：“多听别人的话，有疑问的先保留，不要轻易下结论，要谨慎发言，挑有把握的说，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过失。多看别人怎么行事，把自己觉得没有把握的放在一边，做自己有把握的事情，即便如此，也要谨慎。这样就不至于经常后悔。为官之道就在其中。顾东桥要表达的意思是，孔子教自己的弟子要多闻多见，可见外在的闻见是非常重要。

阳明先生指出，孔子讲话的重点不是在“多闻”和“多见”这两者上，重点在“多闻阙疑”中的“阙疑”和“多见阙殆”中的“阙殆”上。子张最大的本事是博闻强记，几乎是过目不忘，书读得特别多，喜欢四处炫耀。认为多闻多见才是学问，做事不能时时反求自心。阅历见闻越多，越会助长子张致力于外、好高骛远的毛病。所以孔子所说，只是对症下药，针对子张的个体特质开的药方。显然这个药方是有独特性的，并不是可以适合所有人的灵丹妙药。

阳明先生接着说，孔子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这句的意思是，“有些人是没什么脑子的，不知道的事情也会想当然的去做，结果往往比较不妙，我显然不是这种人。我会兼听则明，这就是次一等的‘知’了。”

既然“多闻”“多见”是次一等的“知”，是第二义。那么第一义不言自明，就是可以对所见所闻做出取舍的良知。从这里可以窥见孔门致知功夫的用力之处。

孔子对子贡说：“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意思是“子贡呀，你觉得我现在的学问水平很高，是因为我读了很多书和有足够多的阅历吗？不是的，我只是‘一以贯之’而已”。如果学问真的在于“多闻”“多见”，孔子这么说岂不是在欺骗子贡吗？

“一以贯之”究竟什么意思，后人争议很大。阳明先生的认为“一以贯之”就是“致良知”。用白话说，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条线顺下来的，“一以贯之”就像串糖葫芦，一个挨着一个一串下来。这串糖葫芦的第一个就是“致良知”，之后才是多闻多见等等。如同一棵树从根到梢，根就是个“致良知”。根活了，整棵树才能生意盎然；根死了，再丰厚的阳光雨露也是没用的。人如果没有这个“良知”做主，再多的“多闻”“多见”，也是无法真正凝聚起来滋养生命质量的，更别说什么“吾心光明”了。

《易经》上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意思是“应当多多学习古圣先贤的言行，察言以求其心，蓄养自己的德行”。这句的重点是“畜其德”，“多识前言往行”只是服务于“畜其德”的。这正是知行合一的功夫啊！

“好古敏求”，出自《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思是说“我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只是喜好学习古圣先贤的学问，效仿古圣先贤蓄养自己的德行，求的只是自己心中的理而已。”心就是理，学问无非自己内心天理的生发、展现而已。“求之者”无非此心而已。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意思是“学问之道没有别的什么，不过就是把失去了的本心找回来罢”。后世的人把“好古”理解成通过博闻强记古人的言词，用来追逐功名利禄，把“好古”当做粉饰于外的道具。这显然是错误的理解。

关于“博学审问”，前面章节已经说过了，这里就不再啰嗦了。

关于“温故知新”，朱熹先生也认为“温故”属于“尊德性”的范畴，而“德性”显然是心内的东西。另外，只有“温故”才可以“知新”，这也说明知行不是两件事。

“博学而详说”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下》。原文“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意思是“绚烂之极终归于平淡”，博学详说归于简约。“博学详说”是手段，“归于简约”才是目的。如果没有“反说约也”的目的，“博学详说”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舜的“好问好察”，只是用“中”而达到道心的精一。道心就是良知。

君子处世，又怎么可能完全脱离人情事变呢？

在入世治世的具体应对中，要点全在“知行合一”的功夫上，“知行合一”的功夫就是致本心的良知。那些嘴巴说说、耳朵听听就当做“知”的人，是根本没搞懂“知”“行”只是一件事，还是把“知”和“行”当成两件事来看待，所以才扯出个先后次序的问题。

总结一下，良知的重要性是高于知识见闻的。阳明先生并不是轻视知识见闻，而是不认同把这些东西凌驾于良知之上。如果知识见闻凌驾于良知之上，心就成了大海孤舟，随波逐流了，还谈什么心性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