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源自知乎网的一个问答：“中国真的有很多穷人吗？”其中一个匿名用户的回答得到了4000多条网友的评论。作者没有正面直接回答，却道出了一段坎坷而感人的经历。
一
2011年，我博士毕业，和妻子同时在一所二线城市的大学工作。两家的基本生活条件，都属于三线小城市的富裕家庭。
2011年10月，岳父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先是寒暄，说是想我们了。妻子觉得不对劲，追问之下，岳父说已经确诊，他是肝癌加胆囊癌加胰腺癌。几个关键器官，都发现了癌细胞。以前我们觉得，癌症距离我们好遥远，没想到自己身边的人会患癌症。妻子和我商量，要尽最大努力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当时，我的工资大概每年8万元。有机会，我就去给自考生、成教生讲课，每节课60元，每年能多挣2万元。拼命找朋友、师兄、师长做项目，每年能再多挣5万元。我和妻子在2011年，年收入大概20万元。
20万元怎么用的呢？岳父手术，我们立即拿出5万元；随后的跟踪治疗，每月至少1万元；每个月生活费、营养费5000元。到2011年年底，我们大概花了8万元。平时去医院的路费、住宿费就不算了。我母亲非常支持我们，时时给我们贴补。
生活突然变得很困难。去代课的机构外边有家炒面，我爱吃鸡蛋，加一个鸡蛋就觉得很幸福。在网上买裤子，100元3条包邮，刚好够夏天换洗的。有时候下课晚，要赶火车，太堵，直接叫个摩的，冬天特别冷，刮得脸疼、头疼。不敢生病，因为要花钱。每个月辛苦代课的钱和学校的工资，拿到手至少1万元。这些钱，都不舍得花，要准备老人看病的医疗费用。妻子一直穿着几年前大学读书时买的羽绒服，仔细看袖口，都磨出内胆，她就穿着这样的衣服，走上冬天的大学讲堂。
每个月挣的钱，两个人加起来很厚了，送到医院却显得那么薄。
二
2011年11月，在岳父手术之后不久，妻子怀孕了，她年纪不小了，医生建议一定要留下。2011年年底，放寒假之前，学校给每个老师发了一箱橙子，当时我在外地出差，就安排妻子找我同事帮忙搬到家。妻子脸皮薄，自己提着箱子，不舍得打车，去赶公交车，结果导致先兆流产。2012年的春节，我们一家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岳父在老家省会医院继续治疗，妻子在医院静躺安胎。春节的城市，人很少，我穿梭在家和医院之间。那个冬天，真冷。我给妻子买了生排骨，在家煲好，送到医院，妻子的第一句话就是：“多少钱一斤啊？”
妻子怀孕7个月的时候，还在讲课。孩子出生两周后，妻子就上班了，孩子没有喝过母乳——学校有产假，能休一个学期，但只发基本工资的80%，每月大概只有2000元。
这一年，最快乐的事情，是岳父在有生之年，见到了外孙女。岳父很疼爱我们的孩子，每次见面都抱着，爱不释手。
三
2013年大年初二，我们去岳父家拜年，他拿出酒要跟我喝，被岳母拦下了，他又夺了过去，说：“还能和孩子喝几次酒啊。”家里有病人的春节，是人生的一种凄凉。
其实大年三十的晚上，妻子就提出要去岳父家看看。当时我说一起去吧，妻子拒绝了，说：“你就在家陪爸妈，带孩子吧。”很久以后，妻子告诉我，那年大年三十晚上，岳父又开始发烧，打摆子，岳母一个人都按不住。
2013年端午节，岳父的精神很好，我们一起出去散步、聊天，他还有兴致让我找家好馆子。癌细胞最后的扩散速度非常快，似乎一夜之间，就长满了身体所有的器官。岳父很坚强，后来化疗不能做了，做微创，把肋骨敲断，定点烧癌细胞，他用手抓着手术床，疼得快把牙咬碎了。
2013年7月，岳父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岳父是医院的“抗癌明星”，但也没敌过死神。他临死的时候，已经痛得昏迷了，注射吗啡都没用。人最痛的时候，中枢神经会自动把痛感调低。我问过医生，癌症有多疼？医生想了一会儿说，万蚁噬骨。
岳父去世那天，学校还没放假，妻子和我加班把手头的试卷阅完。晚上9点多，妻子的电话响了。放下电话，妻子沉默了一会儿，趴在我怀里，说了一句：“爸爸没了。”
我脑海中呈现一幕幕图景：岳母搀扶着岳父，赶大巴去医院；两个人相互搀扶，到医院餐厅吃饭；岳母和大舅哥在医院奔波，找医生、找药。几乎每次到医院，岳父都坐在床上，拿着前一天的住院清单，戴着老花镜，安静地看着，轻声地唏嘘，略带负罪地看我，打招呼。每次我离开医院，都告诉自己，坚持，再坚持……
四
岳父去世后，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我想，我有必要开始全心全意地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事情了——我想去更大的世界。家人也赞同，经过这次生死劫难，每个人都觉得，原来我们的小康之家是如此脆弱。
2014年3月，我正式从高校辞职，到一家公司担任执行总经理，年薪保底30万元。我到新公司报到的第二天，妈妈告诉我，爸爸从2013年年底开始，几乎每天下午发低烧，持续两个月了。经过岳父的事情，我当时很冷静，肯定是癌症或者其他重疾。
到医院检查，没发现癌细胞，大家松了一口气。骨髓穿刺做了两次，最后查出来了，是血癌。每天的治疗费用，平均1万元。
其实，苦难的人生距离我们很近。
当天就凑够了住院费。我爸爸兄弟3个总共有10个孩子，大伯家5个，二伯家3个，我们家两个——我有个亲姐姐。爸爸住院用钱太急了，即使卖房子，也需要时间。妈妈给堂兄、堂姐打了电话，每个人都直接打过来两万元。我有个发小，外企高管，从小在我家吃爸爸做的饭菜，他直接打过来10万元，说：“这个钱，是给爸爸看病的，不用还。”爸爸的几个好朋友，也跟我要卡号，说：“这是给我大哥看病的钱，孩子你不用管。”
当时我们所有人都那么“忙”，姐姐在爸爸住院的当天生孩子，我给姐姐一打电话，她就哭。我说：“如果爸能挺过这一关，我们俩要做好骨髓捐献的准备。”姐姐说：“捐我的！”姐夫很孝顺，有空就去医院。爸爸去世那天，姐姐刚出月子。
五
我爸爸的治疗时间非常短，只有35天。妈妈一直陪护着他，医生嘱咐要吃高蛋白食物，妈妈就每天去菜市场买条鱼，自己亲手做。爸爸去世前两天，和正常人一样，只是稍微虚弱一点，和他交流，完全看不出任何病态。我问他：“疼不疼？”他说：“就是难受。”
爸爸去世当天，我对他说：“爸啊，我得回公司看看，刚到新单位，担心人家有意见啊。”爸爸说：“你走吧，没事，这边人多。”走到高铁站，我给四堂哥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说：“哥，我撑不住了！”四堂哥说：“放心吧，我和你嫂子一直都会在。”
我是中午12点走的，晚上6点陪一个朋友吃饭时，妻子打来电话，说爸爸不行了，妈妈在找救护车，准备往老家拉。我没见到爸爸最后一面。等我赶到老家时，爸爸已经换好了寿衣，冰冷安静地躺在那里。爸爸只是个普通人，没什么大本事，但人缘很好。当天，熟悉的、不熟悉的亲戚、朋友，全来了。
爸爸的最后一顿饭，是和我吃的。爸爸去世的前一天，妻子和我陪他。我问他：“爸，中午你想吃啥啊？咱吃面条好不好？医生嘱咐了，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爸爸似乎有点生气，说：“面条不好吃，买点肉吧。”我就问护士能不能吃肉，护士想了想，说吃吧，增加蛋白，可以的。我到饭店订了个猪肘子，要了一个素菜，两个米饭，打包回来。我们爷儿俩把一个肘子，差不多两斤，全部吃完。这是爸爸辛苦一生的最后一餐。
生老病死，是最自然的，但也是最令人痛苦的。万物生于尘土，复归尘土。
爸爸走得太急了，让我们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爸爸是我的精神领袖，是我最爱、最敬重的人。他死后这一年，我几乎每个礼拜都能梦见他。有时候在梦里，我就摸他脑袋，很凉。我见过很多癌症患者的家属，他们都和我一样，有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摸病人的脑袋，如果哪天病人不发烧，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梦里，我对爸爸说：“爸，你不发烧了，你好了啊！”爸爸说：“是啊，我好了啊！”
六
治疗癌症的很多特效药和进口药是不报销的，很多手术费用是不报销的，化疗使用的药物和调节性的药物，大多数也是不报销的。岳父总共花了100万元左右的医疗费用，大概只报销了35万元，剩余的60多万元，我们出了30多万元，亲戚给了约10万元，岳父自己的钱有十几万元。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钱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它能带来相对的安全感。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努力读书，成年后努力工作，背后的动力就是摆脱“穷”，摆脱包括经济、机会、心智等各个方面的“穷”。命运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总在人最得意的时候，不经意地同你开个玩笑。上大学的时候，我总喜欢给世界贴上自以为是的标签，比如，有钱的生活应该如何？社会应该如何？别人应该如何？慢慢地磨炼，学会了不说话，低着头，隐忍地活着。也正因为怀揣着对未来的希望，才不断追求、不断进步。人生那么短，其实没什么好抱怨的，努力了、争取了，也就欣慰了。人生真正的穷，是人生穷短，给我们的时间太短、机会太少，来不及爱，人就老了。
我和父亲、岳父的感情都很好，他们两位也经常小聚。岳父2011年手术后，我和妻子把他接到我家住了一段时间。岳父的身体太虚弱，我们又太忙，每天都是爸爸给他做饭。两个老人，都没活过62岁，都是拼命工作了一辈子，退休金拿了不到两年。妻子和我都是80后，在父母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痛失亲人，这种痛苦，是把心一片一片切碎的感觉。有时候，半夜我们之中突然会有一个人起身，坐在床边，默默地哭泣。我和妻子明确了一件事，如果将来我们俩得了绝症，就不再治疗了。
有条件就多生孩子吧，人能保证自己年轻时能干，但谁也不能保证自己老了不得病。老有所养，不是个腐朽的传统，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岳父生病时，如果没有大舅哥，我不可能在外边安心赚钱；爸爸生病时，如果没有姐夫，没有一群堂兄弟，没有一群好朋友，我撑不下来。
死亡是人生大苦，也是人世间最大的公平。任何人都不免一死，死却不是负面的悲剧，而是呈现出一种悲壮：渺小的人类，知晓个体命运终结的必然，却依然飞蛾扑火般地抗争，每一簇小小的火苗，构建了人类今天的文明。生死真苦，但这是生命的常态，我们都会这样老去、死去，在尘土中滋养新的生命。给自己一个理想、一个希望，让这段孤独的旅程，显得有光。短短人生路，我们都在世间修行。
（喆 喆摘，王 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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